‘’知識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藝術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獲得某種話語權，從而能夠以這種話語權影響公眾和其它事物的人士。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有其特點，而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中的知識分子又不一樣。但他們都有的一個共性就是：個人主義。
艾登是這個小鎮裡少有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父親給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財產，掌控著這個小鎮裡許多的出租屋。有一次艾登的車窗被一個小男孩砸碎了，男孩的家人三番五次上門請求他的原諒。但艾登一直遠離生活世俗，輕視現實利益，沒有責備男孩一家，也沒有對他們的窮困表示出同情，這讓善良的妻子一直壓抑著對艾登的不滿瞬間爆發，艾登對生活失望，決定離開這個小鎮去尋找新的生活。
《冬眠》反映出來的並不僅是時代逆流中知識分子的必然悲劇，而是從多角度探討知識分子在解決問題時的慣用方法——‘’自我剖析‘’的根本侷限性。
知識分子的悲哀
悲哀之一：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
艾登將拖欠太久房租的一家租戶告上了法庭，小鎮裡一時間議論紛紛，矛頭都指向了中產階級的艾登。但大家都只敢心生腹誹，沒有人敢出實質性的譴責行為。被告家庭的小男孩砸碎了艾登的車窗，男孩父親儘管口頭道了歉，但神情中並沒悔過之意反而用眼神表示讚賞，男孩的舅舅怕得罪艾登，不停鞠躬道歉的樣子十分誠懇且謙卑，可他卻在艾登走後破口大罵。
在階級分明的時代，底層人民很容易活成阿Q，他們早已習慣可以自由切換排斥異端和投降法的社交社會——尋找他方的弱勢並放大，與自己並不明顯的弱勢相對比，最終獲得精神勝利與自我安慰。那家人帶著小男孩登門道歉，並讓小男孩親吻艾登的手當做賠禮道歉時，小男孩突然暈倒了，這並不是意料外的暈倒。他們因為交不起房租必須討好地主，但尊嚴卻不允許他們向代表中產階級的艾登低頭，如此一來，既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又可以迫使艾登原諒他們。在入世心很強的窮人看來，這是必須學會的一種社會生存技能，而在艾登看來，這只是一群貧窮又聒噪的人。
當投降法對艾登並不起作用時，他們就開始排斥異端，在陰暗的地方安慰自己的尊嚴多麼寶貴、碌碌無為是平凡的可貴。鎮子裡肆意充斥著對艾登各種不好的言論，對於眾人的批判妻子深信不疑。這其實是一種消極的村落文化，在這樣一個文化體系中，人們習慣把寶貴的時間用在人際關係的維持裡，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同情和委曲求全，缺乏尋找新出路的動力。消極的村落文化吶喊著快消滅不肯從眾的異數，就像蘇格拉底生於一個以民主聞名的時代，人民用最民主的方式處死了那個時代裡的思想最高峰，諷刺意味極濃。
人本來應該可以海闊天空無拘無束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他們的權利和自由。但在按固有的思維定勢墨守成規的人看來，只要說話的人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那就是錯誤的。甚至他們還不加求證就直接宣佈知識分子們表達的先進言論是錯誤的和自絕於現實的。
群眾不會依據事實做出判斷，大多數時候是沉默的，只有涉及到自己利益和成見時，他們才會站出來叫囂著公正。對於他們來說，公正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利益，真理就是要符合自己的成見，滿足這兩樣前提才是大多數人嚮往的民主社會。
悲哀之二：生於不理智的年代
艾登有著‘’中產階級‘’和‘’浪漫主義‘’的雙重身份，在貧困落後的小鎮中顯得格格不入，他發表的雜誌沒有人看到，說的話也很少有人完全聽懂，即便聽懂了也難以贊同。艾登作為個體的特殊知識分子存活於世，很難找得歸屬感。
世界各個國家先後興起的文化運動，讓古典式知識分子所依賴的特權階層和非商業化的社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現代社會和民主制度消除了穩定的特權階層，社會結構也急劇扁平化。原有知識分子在這場持續性精神風暴中的激情逐漸消退，由一個整體逐漸分散為某個學派或者個體。
一部分是以奧本海默為首的專才型知識分子，他們被納入政府和企業等體制，是技術的專家，支援或反對國家，擁有特定的社會位置。政府和企業同時作用知識分子來贏得權力，謀求更大的控制；另一部分，則是如薩特一樣的，充滿熱情地為真理和正義辯護，是正義或自由精神的代言人，以其權威身份掌握真理。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真正知識分子基本就銷聲匿跡了。
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此基礎上，又有些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處於從屬地位，是附皮之毛，他們的發言必須是忠實和有利於掌權者的，而且也必須是現實的和可行的。這是他們悲哀的宿命，區別只在於他們是附在哪張皮上。
孔乙己是一個從未考中科舉的舊文人，哪怕後半生窮困潦倒，也不肯脫下標誌讀書人身份的長衫，偷了書還能理直氣壯地說文化人偷書不算偷。懵懂少年之時，曾經也會對孔乙己嗤之以鼻，而經歷歲月積澱之後卻有了另外的感覺：沒有了怒其不爭，只有哀其不幸。這是一個受盡了科舉制度摧殘的舊文人，一個被封建社會吞噬的靈魂。
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無非兩項：發現真知、鼓吹公義。有助於社會溝通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言論不一定要說給掌權者聽更不能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說話，一個普通公民的言論，當然應負法律責任，但不一定要負行政責任。所以現在更多的聲音是在斥責知識分子們‘’說話不負責任‘’，那些尚有良知不願依附於權力的知識分子們生在這樣的時代只好選擇閉嘴，可那樣的結局就是永遠沒有說話的機會，這正是他們莫大的悲哀。
所有人的行為都是社會習慣和社會規範影響下的產物，社會群體行為不能反推為個體行為。一直在時代逆流中掙扎，許多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無休止的焦慮、自我懷疑與抑鬱所吞噬。
知識分子的罪名
罪名之一：沒有愛人的能力
妻子召集了自己的朋友開了一場關於慈善事業的議會，並且明令不允許艾登參加。艾登看著總是跟他爭論的妻子，在別人面前卻表現得溫柔大方。他感覺到這場婚姻漸漸脫離掌控，終於想要認真瞭解妻子。
當階級觀念根深蒂固後，門當戶對就成為一種主流，大家也都習慣在感情發生之前，互相掂量下外在條件。艾登的妻子嫁給他並不是因為愛他，而是她明白她離不開艾登的庇佑，不管是思想上的，還是物質上的。而妻子的年輕貌美和活力，這也是走向衰老的艾登所渴求的。兩人看似相互互補，平日裡也相敬如賓，但實際上這段婚姻對於彼此來說都只是一個合適的人，而不是愛人。
從舊時代到現代都不難發現，低娶高嫁仍是最普遍的擇偶原則。男性一般偏好往平層或下層擇偶，女性則一般喜歡往平層或上層擇偶。多數人相信，這樣的家庭結構更加穩定。
時代的悲劇讓愛情也難以被驗證為真愛。《圍城》裡的孫柔嘉是一個普通家世、普通長相、普通學歷的女人，卻能把方鴻漸一步步圈進婚姻。
她成功的秘訣在於，總是有意識地在方鴻漸面前樹立一個天真無知、柔弱可憐、沒有主見、需要保護的人設。同理，艾登認為對自己苛刻、對他人溫柔的妻子在這段婚姻中也一直在營造一個虛假的人設，自以為是地看透了妻子的伎倆，正因為有自己的庇佑她才恃寵而驕。
顯然慈善事業是妻子在這場不對等關係中唯一能證明自我價值的方式，不想被艾登看做是一場鬧劇。所以她迫使他去認識別人眼中的自己：自私，輕蔑，冷嘲熱諷，總是用自己的優勢去抨擊別人。與其說她不愛艾登，還不如說是她不敢在證明自我價值之前愛上他，不然就是一場失去思想自由、毫無尊嚴的愛情。
一昧地貶低自己，迎合對方的這種策略短期可能是起效的，可是婚姻是漫長的、瑣碎的，哪怕是一直能維持好虛假人設，但是也會讓對方好煩索然乏味。相反地，正是妻子因為有了除了婚姻以外的個人生活，才讓艾登第一次真正審視起自己的妻子，到後來承認對妻子的愛，從而找到與人相處的真正意義。但是，如果妻子像孫柔嘉那樣一生致力於虛假的人設，只是為了維持地基本就不牢固的婚姻，那麼她的結果也可想而知了，
婚姻把人困進了圍城裡，有的人枯萎在裡面，圍城變成了墳墓；有的人卻用最好的姿態，盛放了一生一世。
罪名之二：沒有同情心
艾登收到隔壁村的讀者來信， 前篇信裡盡是對他的讚美之詞，後面才委婉的提出希望艾登能利用自己的財力和人力資源去幫助他們完成教育的普及。
許多人都會認為艾登資助隔壁村的思想文化道德建設，卻不願意出錢改善自己村民破爛的房屋是虛榮心作祟。可能是一個很小的原因，從長遠目光來看，艾登的想法其實是一種投資，就像棄醫從文的魯迅，只有從中國人的思想入手才能拯救中國當時貧困落後的精神面貌。艾登揭露了這個仇富的社會現狀，對他們的不同情其實是因為艾登對自己信念的堅持。
知識分子最大的長處就是以理服人，他們太講道德，所以難以理解很多東西。就像艾登不理解為什麼窮人只會怨天尤人和強調自尊，不理解為什麼妻子在享受無憂無慮的生活時還要求自己是道德模範。
在這裡，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並沒有滋生權利的罪惡，而是凸顯了窮富關係。但只要人類生產力在提高、思想文化不斷進步，貧富差異必然會存在。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窮人的自尊就成為最大的爭議，窮人應該有尊嚴，社會也應該盡最大努力去維護窮人的尊嚴，‘’我窮，但是我有尊嚴！‘’以前這樣的話語總是能很大程度上鼓舞人心，但現在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維護窮人的尊嚴已經成為一種理想了，曾經的勵志話語也已經漸漸褪色成一種自欺欺人和自嘲。
哪怕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維護窮人的尊嚴。在那個小鎮裡，這是中產階級唯一的出路。艾登在面對別人的不幸時表現出異於常人的邏輯性和冷靜，於是妻子判定他是自私的、沒有同情心。但是真正的同情心並不是理所應當地揭別人傷疤，表現出一副你需要我幫助的樣子，而是以一顆同理心去設身處地理解。
就像妻子給那家小男孩送去一大疊錢時，忽略掉了階級的矛盾性，從而加深對方的抵抗心理，最後那疊錢被小男孩的爸爸扔進了火坑裡。妻子後悔了回頭看，自己一直沉溺在虛無縹緲的感恩所帶來的滿足感中，她本來以為會是溫馨的故事卻被丈夫提前預知了悲痛的現實結局。這只是妻子用來反抗丈夫的武器，而並非是證明自我價值的正確方式。
同情心是人與生俱來的感知，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看待人事；但是同理心更多需要的是經歷挫折情境的生活閱歷，從對方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一個人一生順風順水，從來都沒受到什麼大的挫那麼同情心也只能停留在自己的角度，所做出來的一些同情行為並不一定能被對方所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見得對方就一定感激涕零，他人的情緒變成我們所期望的，那我們會比較愉悅，可是當對方沒有表現期待中的情緒的時候，我們會帶出自己的情緒來，這樣就會進入一種惡性迴圈。要管好自己的情緒已經很難了，為什麼一定要浪費自己的全部人生去幫助別人的人生呢？
並不是說只有知識分子看遍世間災難後，才會明白同理心的可貴，而是需要我們每個人都要在真正認清生活後，本能地去理解、同情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罪名之三：建造思想的牢籠
薩特在《禁閉》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他人即地獄‘’，簡單概括就是：與人交往時在意識中刻意將‘’我‘’與‘’他人‘’對立起來，將自己與他人區分開來，進行比較、判斷，在交往中完全以‘’我‘’為中心，他的人際關係必然會惡化，你自己就得承擔地獄之苦的責任，他人就成為了自己的地獄。同時，如果你不能正確對待他人對你的判斷，那麼他人的判斷就是你的地獄。
艾登是一個具有獨特的精神和人格，他脫離生活世俗，輕視現實利益和功名成就，一切行為都只是忠於自己，自得其樂。所以艾登與大多數人的關係都是痛苦的，只有和少數人是快樂的。他經常與妹妹在書房裡關於價值觀、道德的問題進行探討，兩人的意見分歧總是很大，並不像真正的兄妹。其實兩人有最大的相同點：總是喜歡從道德層面批判和評價別人，讓別人認同自己。說是交流意見會讓人學會反思，但兩個人都是高高在上地反思。
在大多數人看來，像他們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是假裝的深度，說他們是盲目的活在對他人的鄙視和對自己的崇拜中。這是因為對於每個人，知識分子都有一種征服欲，他們希望自己建造的思想王國萬人敬仰。他們擅長用某種救贖別人的儀式來養活自己，往往是透過道德征服。
在說服他人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常常被束縛在自己建造的思想牢籠中，在許多事上都表現得像一個狂熱信徒——習慣性否定，固執己見。當不被他人理解、接納時，知識分子會突然之間控制不住自己，變得暴怒，輕易就表達出自以為是的憤世嫉俗和虛無主義者的絕望情緒。在眾人看來，他們總是抱怨生活，卻無能為力，渴望成為藝術家，卻徘徊於必須付出的代價。
而對於知識分子自身命運來說，因為太過於熱愛自己建造的思想牢籠而選擇自行毀滅。求知慾就像上癮的毒藥，吸引他們繼續去探索景色和遺蹟的深處。最終結果無非兩個，第一彈盡糧絕，最終死在裡面；第二，在一波一波的快感衝擊身體，最終身體撐不住，死在裡面，‘’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的這種滿是富足感的毀滅。
為什麼艾登最後留了下來，因為他越探索越發現自己的渺小和無力，非但無力，還無助。還好他在被毀滅和自行毀滅之前愛情意識覺醒了，也明白了一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社會的真實形態只能能透過平凡的人的生活中才能看出來，推動社會前進的，是金字塔尖的精英，但組成整個社會的，是無數的芸芸眾生。
所有的罪名疊加起來，都證明了知識分子只會在在絕對隱秘的領域，才會展現出自我的精神困境，然後開始探討時代的不公，將死亡抬高到時代悲劇的高度，看似拼成了一個嚴肅的哲學定論，實際上這只是他們缺乏對社會進步需要革命的正確認知。
現代知識分子何去何從
從社會層面來說，如何看待世界是每個知識分子的畢生哲理，他們往往透過實踐形成價值觀，然後在與世人的溝通證明自身思想觀念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除了自身的實踐，價值觀也來源於對他人道德的感悟與反思，不能強求知識分子與大多數人在價值觀方面的一致，這是一種向下拉齊。
知識分子往往代表了社會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也因此肩負一些政治參與的責任，但長遠來看，個人的自我教育並不能替代在社會實踐和革命實踐的教育。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發展需要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現代觀念的洗禮，有啟蒙、拯救國家人民的責任與使命，是能代表新時代新思想的知識群體。
從知識分子本身出發，他們不需要強迫自己生而入世，去接受主流思想。首先應該跳出‘’自我剖析‘’的思維束縛，主動去接受新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兩種身份。一種是尊重浪漫的本性，以及保持對世間美醜善惡的批判性思維。另一種則是追隨社會發展的理性，積極發揮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個人價值，毫不遲疑地從行為上去接受個體差異，直面社會各種矛盾的挑戰。
其次，別做‘’學究‘’，更別做‘’公知‘’。古典世界注重的是理念，現代性來臨後，現代社會注重的是效用。為了生存，遺留下來的知識分子鑽研學術領域，又被嘲笑為迂腐且浮誇的‘’學究‘’。但如果是改變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試圖搞思想統治，常年在現在一些社交平臺、網路媒體裡強制灌輸和傳播所謂的主流價值觀，又會被罵為‘’公知‘’。
這就要求知識分子不能只是侷限在個人反思中，應該將自己放置在經濟社會發展從中形成的嶄新文化形態中，做好時代先鋒的精神面貌模範、創造精神財富。
這將是一場知識分子新自我與舊自我的身份衝突，也是一場新時代與舊時代的思想鬥爭。現代知識分子的前方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終將會成路。眾人的罪責或許不會實現，但只屬於知識分子的悲哀終究會消失的，他們可以在年少輕狂的時候為自我崇高地活著，被世俗打敗後，在年老的時候為理想卑微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