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看過很多關於宋朝歲入上億兩白銀的文章，有些水平較高的文章還煞有其事的找到了出處，
比如曾鞏在《議經費扎子》說道：“皇佑、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
比如《宋史？食貨志》記載道：“天禧末…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
這些原始資料的出現，就讓很多人認為直接宋朝的每年財政歲入超過一億兩白銀，最高數值定格在一億六千萬兩。而明朝低的時候只有五百萬兩，宋朝是明朝的幾十倍。
看著很厲害不是，文章沒吹牛，確實有正史資料證明這個數字是對的。
那食堂就直接給個對比資料，滅了北宋的金國，其財政收入最高的時候是3億，相當長一段時間超過2億，資料比宋朝還高。
而且，僅從資料上看，南宋財政收入也比北宋高，而且高出一倍。
是不是很冷？一、統計單位搞錯了。
之所以會有人認為宋代財政收入上億兩白銀，是因為他們以為宋朝財政收入是以貫做單位，然後他們想當然的認為一貫銅錢等於一兩白銀。
於是他們得出一個著名神論，宋朝每年財政收入過億兩白銀，遠超於明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財政收入最多的朝代。
然而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問題就出在宋朝財政收入的統計單位不是多少兩白銀，也不是單指多少貫銅錢！
《宋史·食貨志》、《宋會要輯稿·食貨》、《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宋朝所有信史，都沒有“一萬萬貫”、“一萬六千萬貫”這樣的記載。
因為宋朝賦稅是實物稅收和貨幣稅收並行的，並不像後世明清一樣，直接以白銀計量；更不像我們今天一樣，交稅直接交人民幣，該交多少，交多少，一分別少不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宋朝賦稅是指銅錢、金銀、絹帛、穀米、草料等物資的總和；宋朝財政收入的單位，也是這些東西的總和！
其中銅錢以貫計，金銀、絲綿以兩計，布帛以匹計，穀米（糧食）以石計，草以圍計等等，其他各種物品都有各自的計量單位。
由此宋朝財政收入的單位就成了“石緡匹兩圍……”
《宋史·食貨志》曾明確指出，宋朝稅物種類繁多，總共分四類：谷、帛、金鐵、物產，其中谷又分七類，帛分十類，金鐵分四類，物產分六大類。
以宋太宗至道三年為例，該年宋朝收入為：
“谷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碩，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餘疋，紬、絁二十七萬三千餘疋，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芻茭三千萬圍，蒿二百六十八萬圍，薪二十八萬束，炭五十萬秤，鵝翎、雜翎六十一萬餘莖，箭幹八十七萬只，黃蠟三十餘萬斤，此皆踰十萬數者，他不復紀。”
再以宋真宗朝天禧五年為例：
“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絲四百一十七萬二十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匹，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匹，綾三十四萬四千餘匹，絁一十三萬七千餘匹，紗縠二萬五千餘匹，錦綺二萬八千餘匹，布三百五萬七千餘匹，茶七十六萬餘斤，鹽一十六萬三千八百餘石，香藥、真珠、犀、象七十萬餘斤條片顆，竹木、箔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萬餘石，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三千餘萬斤束。”
這樣的記載不勝列舉。
看看上面的資料，大部分都是些亂七八糟的大雜燴。如果按這個統計方法，明朝弘治八年財政收入是：
糧共兩千七百七十五萬一千七百八十九石六鬥；布帛一百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疋，絹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七疋三尺四寸五分，絲三萬六千七百三斤七兩五錢，綿二百六十五萬兩千九百四十六斤五兩三錢，棉十三萬一千二百斤；草三千九百八十四萬六千九百圍；戶口鈔八千八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八十二貫；雜課鈔七千三百九十二萬五千十九貫；金銀課共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六兩。
零零總總加起來，明白財政收入也能達到兩億七千多萬，這個資料也能遠遠大於宋朝
所以這樣一鍋大雜燴，其實沒什麼意思。
我們總不能說，收一萬圍的草，也能當成一萬貫銅錢吧？
就算要將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折算成銅錢貫，等用什麼樣物價標準核算呢？
這個問題連宋朝人自己也搞不清，於是一鍋燴，大家一起上吧，省得麻煩。
這樣一來，就讓這個宋朝財政收入資料大量注水。二、宋朝財政收入有多少。
如果我們要比較直觀的看宋朝財政收入，就需要一份以錢貫計算的宋代財政收入清單。
說什麼來什麼，南宋著名史學家李心傳在他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了北宋財政收入一份清單。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
在這個記載中，北宋財政收入巔峰是熙寧—元豐年的6000餘萬貫緡錢。
因為當時宋神宗正進行著名的王安石變法，極大的增加的朝廷財政收入。
後來宋哲宗繼位，來了場元祐更化，廢除新法，於是元祐年間朝廷財政收入降到了4800餘萬貫緡錢。
這個資料可靠不可靠？非常可靠。
因為當時北宋朝廷委任戶部尚書李常、侍郎蘇轍主持修訂了《元祐會計錄》。對財政收入進行了一次彙總，蘇轍還因此寫了一篇《元祐會計錄序》，一篇《收支敘》，一篇《民賦敘》。
在《收支敘》中，蘇轍列出了元祐初年的戶部收入數目：
“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谷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這兩個資料高度吻合，足以證明其可靠性。
如果我們按程民生先生著寫的《宋代物價研究》標準，將蘇轍列舉的金、銀、綢絹、米穀等物都折算成緡錢（草的價值較低，忽略不計）。
零零總總加起來，大概能有個7000萬貫緡錢。唉呀，距離歲入億貫還差一點啊！三、宋朝地方收入。
那麼有人就問了，這只是宋朝中央統計的收入，地方收入呢？
這個問題非常好，宋沿唐制，將天下正賦收入分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
“上供”，就屬於中央財政收入，由中央委任的轉運使解運京師入庫，內容包括傳統的正稅夏秋兩稅、榷貨、金銀課利等錢，後來王安石變法為了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又增加了常平、免役、坊場等錢；
“留州”與“送使”則是中央留給地方的地方經費，內容大概有“軍資庫錢”（留州）、“公使庫錢”，宋朝人稱為“系省”，即隸屬於尚書省、留置在地方的財稅收入。
但是和唐朝不同的是，“留州”、“送使”雖然留在了地方，名義上歸屬地方，但並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就有了財政自主權。
蘇轍曾說道：“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也曾說道：“祖宗之制天下財谷悉總於三司非條例有定數不敢擅支。”
司馬光更是直言不諱的道：“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
因為地方上這些錢的所有權歸屬中央，原則上地方不得隨意徵用，有多少，用多少都必須請示中央，地方上完全沒有自主權。
大宋中央將地方什麼都收了，只留下地方一地雞毛。
就在宋神宗進行變法，大宋中央財政收入達到鼎峰之際，當時大名鼎鼎的蘇軾被貶杭州，擔任杭州通判。
蘇軾發現杭州的府衙、宿舍、倉庫破敗不堪，根本沒法看，他就想修房子。
蘇軾精打細算，裝修費用要四萬貫，可偌大的杭州，竟然拿不出這筆錢來，得上表管朝廷要度牒（度牒是宋朝官府發給出家僧尼的憑證。 凡有牒的僧尼可以免徵賦稅徭役。於是宋朝官府經常出售度牒，成為官府收入的一大來源。）
這可是杭州啊，居然連四萬貫都拿不出來，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說在大宋地方收入真是不夠看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大宋的財政收入，就得看中央財政收入，中央多少，大宋財政收入就大概有多少。
四、另外一本賬。
現在又出現個問題，司馬光所說：“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這話什麼意思。
怎麼又多出個司農寺？是不是大宋中央還有統計到的收入呢？答案是對的，真有！
這個司農寺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北宋的財政管理是分成兩個系統。
第一個財政系統是
三司（元豐改制後改為戶部左曹）——各路轉運司——州縣長官——市鎮稅官
構成的財政收納系統。
這個系統最重要的中央部門是三司。
三司是宋朝在元豐改制之前的全國最高的財計機構，號稱“計省”，其長官三司使，有計相之稱，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長，掌管全天下的財權，我們前面看到的中央財政收入就是三司統計的。
而第二個財政系統是
司農寺（元豐改制後為戶部右曹）——各路提舉常平司——各州通判——縣丞
，構成的財政收納系統。
第二個財政系統最高中央機構是司農寺，司農寺有意思。
起初宋太祖、宋太宗時期司農寺只掌
“供籍田九種，大中小祀供豕及蔬果、明房油，與平糶、利農之事”，
算是一個在京城辦公的慈善救災機構加祭祀機構，手上掌握的錢非常有限。
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司農寺開始擴充職能。
“在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三二十貫，付司農寺系帳，三司不問出入”。
也就是從這時候起，司農寺竟然可以從大州收到一兩萬貫，小州二三十貫的錢財。
蚊子雖小，但也是肉啊。
司農寺手頭上增加的錢不多，但發生了質變，產生了一個有中央向下延伸，垂直管理至各路的理財體系
。
到了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宋朝出現了一個嚴重現象，地方上的產生了大量無人耕種的荒田、絕戶田。
這些田都被地方官中飽私囊，給貪汙了，賣了。
當時時任樞密使韓琦建議，將這些田地都留下來，招募農民耕種，並將收穫的糧食按大概百分之十的比例，存放在一個新建立的固定的官辦倉庫裡，用來資助城中無以自養的老幼病殘，這就是廣惠倉。
然後廣惠倉由提點刑獄司（俗稱“提刑官”）和司農寺共同管理（不過年底需要將各類進項與花銷上報三司）。
這一下司農寺又有了一大筆收入，腰包迅速鼓了起來，權力大增，除負責賑災救災的主要業務之外，開始接觸穩定各地物價的事宜。
於是司農寺垂直到地方的財政系統逐漸成型，成為大宋賑災救災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由此形成，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宋朝賑災救災系統，但指望這點錢就想實現所謂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無異於痴人說夢。
當然此時的司農寺財政系統，無論從體量還是影響都遠比不上三司財政系統。
但對比之前，司農寺確實是混壯了不少。
可惜好景不長，二十多年後的元豐年間，時任大宋皇帝宋神宗進行了著名的元豐改制，
元豐五年（1082年），“行官制，寺監不治外事，司農寺舊職務悉歸戶部右曹”，
宋神宗規定，京中寺監，不得插手地方事宜，司農寺原有職能全部被戶部右曹接管。
這一下，司農寺的財權被攔腰砍斷，就只剩下園苑種植、水磑磨麥、給兵食、造麴以供釀酒、儲薪碳等工作，比開國之初還要慘，並且這樣的狀態延續至北宋末期未有改變。
實際上司農寺財政系統宣告崩潰！
而這個財政系統由戶部右曹接管，由此形成戶部右曹系統，與之同樣命運的是三司財政系統被戶部左曹系統所取代。
雖然司農寺不在了，但這個獨立於三司（左曹）系統之外的財政系統還存在。
並且權力大增，除了掌握常平廣惠倉，並且在進行變法的同時，還掌握了新出來的免役、青苗、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戶部右曹系統，所能掌管的錢財呈現爆炸性增長！
新成立的戶部右曹系統和原有的司農寺系統一樣，財政獨立，掌管的錢財不經左曹管理。
對於這點蘇轍也曾說：“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也就是說，宋朝兩個財政系統，被戶部左曹和戶部右曹所取代。
而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蘇轍、李心傳那份清單裡面的資料是戶部左曹的資料，是看不到右曹財政系統裡的錢的。
那戶部右曹不見記載的錢有多少呢？
不知道，由於目前未能找到元祐年間的戶部右曹收入賬目，這筆錢具體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不過我們能按王安石變法時，新收的各項收入作為參考。
據記載，熙寧年間，青苗錢“歲收息至三百萬貫”；
元豐七年（1084年），免役助役錢多達1870萬貫；
坊場錢即撲買坊場、河渡、鹽井所得的收入，為500萬貫；
另有谷、帛90多萬石、匹，折錢約100萬貫（這個資料很粗略，勿噴）；
另外朝廷還將市易錢從戶部左曹劃到右曹，按熙寧十年市易司所收息錢計算，為140多萬貫 。
除了這些，還有其他亂七八糟的收益，不過基本上大頭都來了，零零總總加起來大概有個3000萬貫緡錢。
再加上與前面統計出來的戶部左曹7000萬貫緡錢，這樣一來，宋朝歲入終於勉勉強強過億貫了。
看到這真是佩服王安石，真是個理（搜）財（刮）高手。居然這麼會搞錢，他不應該叫王安石，應該叫王搞錢。
也就是說，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宋朝財政收入是有可能達到上億貫（緡）錢的，那是不是等於上億兩白銀呢？
五、這不是白銀。
慢著，彆著急！現在又有兩個問題。
第一，王安石新法搞來的財政收入是大宋正常財政收入嗎？是不是每年都這麼多？
不好意思，並不是！
王安石新法是一步一步來的，那些個刮錢新法並不是一步到位的，
直接拿王安石新法搞來的錢當成宋神宗朝每年的財政收入，是不科學的。
而且王安石新法很快就被廢除了，雖然後來宋哲宗又恢復了，但是自從進行變法以後，新法時廢時興，並不是正常情況下的正常之法，拿這個資料來證明宋朝財政收入歲入過億貫銅錢是站不住腳的。
第二，就算權且當這個歲入億貫作為代表，那這個億貫指的就是億貫銅錢，億兩白銀嗎？
更不好意思，並不是！
請注意我之前統計的單位，不是多少貫銅錢，而是多少貫緡錢！
這幾個字看著好像沒多大區別不是？
然而一字之差，謬以千里。
這裡食堂給大家上兩張圖，北宋和南宋財政收入裡關於錢數量的圖。
看出名堂來了嗎？
第一，南宋財政收入真的上億了！
第二，僅從錢數量來看，北宋最高的資料是宋神宗的6000餘萬貫（緡），而南宋最高的資料宋理宗的12000餘萬貫（緡），南宋是北宋的兩倍！兩倍！！
為什麼，沒人說南宋財政收入比北宋高？
南宋比北宋富裕，你信嗎？
這就是宋朝財政收入最讓人頭疼的地方，
一個單位一個字搞錯，就會鬧出天大的笑話！
就像黃仁宇先生一樣，他就因為搞錯了宋朝財政收入的單位，狠狠的栽了個大跟頭！
是的，不要迷信歷史名家，他們也會犯錯誤。
黃仁宇為什麼會栽跟頭？都是宋朝惹的禍！
宋朝幣制之混亂複雜，為歷朝所罕見，問題之嚴重，為歷代所未有。
首先，宋朝幣制不統一。
別的朝代可能還曾想過幣制統一，宋朝因為各種原因，從來都沒有試圖進行幣制統一，甚至人為的搞亂幣制，壓榨百姓，比如大宋朝廷故意往四川地區輸入鐵錢。
宋朝這個貫緡錢既包括錢幣也包括紙幣（交子），錢幣又有銅鐵之分。
《宋史·食貨志·錢幣》記載：“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
在宋朝，中原等大部分地區用的是銅錢，銅錢是確實主要貨幣。
但是由於北宋貨幣的割據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川四路是專用鐵錢，並且宋朝禁止川中鐵錢外流，外處銅錢也不得流入川中，由此導致四川銅錢枯竭，宋朝朝廷非但不往四川輸入銅錢，反而加倍投入鐵錢；
除四川之外，陝西、河東路銅鐵錢兼用；福建、嶺南等個別地區也用鐵錢。
除了鐵錢之外，宋朝還發明瞭被很多人吹上天的紙幣——交子。
本來嘛，交子發行前期還好，還是有價值的，到後來，交子越發越多，惡性通脹，急劇貶值，交子成為搜刮民間財富的工具。
到了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交子改名為“錢引”。
這時候，宋朝新一界的紙幣發行量已經達到最初的二十倍了，交子數量增加，實際能兌換的價值卻跌入低谷，一緡“錢引”只值十幾文銅錢，甚至以前發行的交子通通不予兌換，成為一張廢紙！
就這宋朝還繼續發行紙幣，高的時候發行紙幣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緡，而實際價值卻只有七十萬貫鐵錢。
以至於，紙幣的“緡”逐漸成為宋朝基本財政單位。
活生生把幣制玩到崩潰，最後沒辦法了，靠賣度牒度日，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甚至一次性發度牒十萬三千道，每道作價三百千，共約取得財政收入三千萬貫。
最後度牒成為宋朝財政收入的大頭，度牒幾乎等同於貨幣，可以用來賑災、犒軍、貸款。
其次，貨幣在貶值。
這樣的幣制下，一貫（緡）錢到底能換算成多少白銀，本身價值多少，能買多少東西，甚至有多少文錢，都在不斷變動，很難說出一個具體答案，只能分時間段，大概推算。
古代的錢幣一般都是一貫（緡）1000文銅錢，這個叫足陌。但是吧，足陌是不可能足陌的。
到了後來，800文銅錢就能算1貫，這個叫短陌。
宋初全國各地1貫到底有多少文銅錢，根本說不清，高的800文，低的480文，後來大宋朝廷統一為770文錢
。
但是以中國古代吏治的尿姓，中央規定的政策，地方上面未必會嚴格執行。
而且就算是宋朝主要流通的銅錢本身，也在不斷貶值。
宋朝銅錢錢按幣值分為小平（一枚一文）、折二（一枚二文）、折三、折五、當十等；
按材質分為銅錢、還有銅鐵雜鑄的錢，根據成色不同而幣值不同；
按名稱分為元寶、通寶、重寶等。
宋朝的錢幣，到底有多少種規格，很難統計，最起碼有幾百種。
各種規格的錢幣之間的兌換，根本沒個標準，經常隨意改變幣值，更有甚者直接停用。
就算是同一種規格的錢，在不同地方的幣值也會不同！
“荊湖、江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東、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
更坑爹的是，宋朝銅錢的含銅量越來越低。
本來宋初的銅錢含銅量就由唐朝的八成，降低到了六成左右，後來降到了五成多。
含銅量降低了不說，面額還增大了。當十錢的含銅量不超過小平錢的3倍，但是幣值卻是小平錢的10倍。
這樣一來導致一個可怕現象——劣幣驅逐良幣，小面額的銅錢，大量退出流通領域，流入儲藏領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額的銅錢，並且大量假錢（主要是折十錢）流入市場。
再加上銅錢大量外流，宋朝出現了嚴重的錢荒現象。
錢幣一貶值，接踵而至的就是物價上漲，物價一上漲，又加劇錢幣貶值。這又是一個大問題，本文不再多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宋朝歲入億貫緡錢，所包含的實際價值，實在讓人心裡沒個底，有多大的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簡單地用一貫錢去換一兩白銀，想都別想！
中國曆來極度缺金銀，宋朝更是十分嚴重，宋朝每年的白銀只有幾十萬兩，基本全給遼國和西夏了，宋朝國內沒有多少白銀，白銀根本就不是流通貨幣。
理論上：
宋太祖、宋太宗時期，一兩白銀大概換一貫銅錢；
宋真宗時期，一兩白銀大概換兩貫銅錢；
宋仁宗以後，一兩白銀大概換三貫銅錢；
宋高宗以後，一兩白銀大概換四貫銅錢。
請注意，這只是理論上，實際上在宋朝根本就沒有人願意用一兩銀子去換四貫銅錢，哪怕更多貫也不換，誰換誰傻冒。
白銀如此稀少，銅錢貶值如此厲害，換你，你會換嗎？
遼國和西夏、金國就不換，宋朝給他們的歲幣，就必須是白銀，再多銅錢也不換。
六、結語。
因此所謂宋朝財政收入每年上億兩白銀，根本就是個大笑話，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去用宋朝的財政收入去碰瓷明、清，說宋朝比明清富裕，更是不自量力，徒惹人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