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之上》或許是今年院線片中最為優秀的一部了。
無論從完成度還是電影層次感，《懸崖之上》都保證了其應有的深度，而張藝謀導演在70歲高齡依然展現出旺盛的創作精力，不得不讓人敬佩。
如果說《影》是張藝謀象徵主義運用的極致，那麼《懸崖之上》便是他影像表達運用的極致。就點映的口碑來看，《懸崖之上》已然遠超出許多影迷的預期。
而這部電影究竟好在哪裡，觀眾們更是從不同角度進行闡述。在此基礎上，我們可回到電影的文化本體，來探討《懸崖之上》的背後價值。
民國性和現代性
大量的文化符號充斥著《懸崖之上》的外部展現，濃郁的民國特質為電影籠罩了幾分浪漫的氣質。在傳統文化已經崩解的大背景下，民國性的凸顯賦予了人物大量現代性的特質。
就著裝來看，青靛布長衫被西裝革履所替代。無論是角色禮帽長呢大衣、圓框眼鏡還是男性標誌性的中分發型，從某種層面已然暗示與封建文化和原始信念的徹底斷絕。
從器物來看，現代性交通工具（汽車和火車）的大量出現，更賦予了他們之餘都市感知的完成度。結尾處，一眾正反角色之於舞會的熱衷可理解為隱藏身份的需要，背後則是人物之於城市文明的深度浸入感。
服化道的個性化喻示著外部特徵之於觀眾視覺的直觀衝撞，甚至我們能感受到演員服飾加持下的體溫。視聽效果是全面給予觀眾的，而角色背後濃郁的時代感在銀幕上得到了充分的還原。
熟絡城市生活，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角色在信念和價值上於城市的契合，當然這也解釋了先進文明對於周乙和張憲臣現代信仰的催化作用。城市養成了他們的觀念，也構成了他們的現代立場和價值。
城市的現代性也生髮了利己主義的蔓延，高彬和金志德成為了周乙和張憲臣信仰的對立面。但周乙的無產階級信仰還是高彬利益至上生存哲學，背後是現代性文化與個體上的延伸。
最終，周乙透過他人的犧牲完成了共同信念的堅守。利他信念的勝利更讓其超越了原有現代性的概念，上升為引起觀眾內心共振的崇高精神感知。
這除了電影的烘托手法之外，人物信念的自然昇華，最終讓其擺脫現代性的束縛，成為了一種超越地域的共同信仰。
遠東的國族現象
如果從符號學的角度來解釋《懸崖之上》，或許顯得更為貼切和明確。包括意向、座標系以及俄羅斯文化的充分顯現，也預示著情節背後戲劇衝突矛盾體的特質。
《懸崖之上》把地點設定在哈爾濱，從地緣性來看屬於時間和地點的雙重交匯。
日本侵華戰爭的大背景，深化了電影的時代感；而高潮事件聚焦於哈爾濱，一方面加速了情節生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更賦予了原有城市更多的戲劇張力。
哈爾濱雖地屬中國，就文化共通性來看則融合了中國、俄羅斯、偽滿洲國和日本四國的樣態。瀰漫於城市的始終是偏西方樣態的公共設施和消費場域。
遠東樣式的精緻書店、西洋氣息的濃郁咖啡館以及佈滿好萊塢電影的電影院，展現了西方文明之於這座城市的主導性。
從精神層面來說，哈爾濱這座城市和俄羅斯的遠東氣質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共通，這也為主人公跳脫東方思維審查、最終完成使命，提供了地域上的信念支撐。
此時蘇俄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社會主義共和國，信念上的共通也於人物身上得到顯現，包括主角們的俄羅斯留學背景以及對於城市本身的適應度。
甚至於中央大街乞討的孩子，對於俄羅斯文化的潛移默化的感知，都決定了其信念、文化以及精神狀態的不自覺靠攏。
此外，氣候的共通主要體現在電影中銀幕下雪的符號的運用。此意象在原有的城市現代性之外，更在地緣意義深化了人物信仰的凝聚力。
可見，周乙的成功於偶然背後藏著必然，必然則是電影符號學的延伸以及意向作用下，所形成的內外表達同一化的必然結果。
符號學的雙重意義
雪的概念不僅之於地緣層面，就影像層面來說更見其獨特性。
當然我們或許會聽過漫天大雪想到韋斯·安德森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但是在《懸崖之上》中，雪的概念則進一步形象化，於電影的血腥暴力場景形成了強烈的互文。
《懸崖之上》是一部挑戰審查尺度的電影，槍斃處刑、秘密酷刑的直觀展現更預示著革命所附加的暴力性和殘酷性。同樣在正派人物實施任務的過程中，更包含著暴力的展現，小蘭以圍巾讓敵人窒息、張憲臣以剪刀刺破醫生喉嚨等場景。
可見，暴力絕非正面角色獨有，而暴力更成為了人物信念的重要支撐。
正是鬥爭殘酷性才凸顯了信仰的牢不可破，而以雪來象徵信仰的堅定性：
一方面給給予了觀眾之於純潔信仰的可感知度，一方面雪的持續效應更給了其洗刷電影暴力提供了感官上的支撐。
當然雪的大量出現或許還有另外一層含義，便是對原有型別影視的反叛。如果進行縱向的比較，我們發現，近幾年的諜戰影視作品是以語言來展現故事和推動人物性格。
《懸崖之上》之後，張藝謀對臺詞進行的大幅度的精簡，身體行為推動著劇情進展，心理活動的大範圍鋪展，更提升了電影的緊張質感，如何讓內心戲變得更為具體且讓人信服，佈景的深度填充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單元。
雪的意象和哈爾濱城市精神和整個北國風光形成了畫面上的動態和諧。這增添了觀眾在電影中的浸入感，而雪也跳出了原有的符號意義的範圍，上升為與觀眾共通的精神層面的感官愉悅。
除了雪這樣一個特殊符號之外，動作戲的加持也顯得十分必要，而音響和畫面所帶來的震撼視聽感受，也讓《懸崖之上》的動作顯得真實可感。
包括開頭部分張譯和沙溢的槍戰對決以及秦海璐、於和偉的汽車碰撞。寬銀幕所帶來的衝擊感便顯得十分強烈。而朱亞文的巷戰段落在豐富的視聽感染下，多了些許悲壯感。
張力的展現意味著表達的充分，是《懸崖之上》對於極致視聽的追求，以及觀眾情感感知負責的體現。
型別的再進化
除了文化學和符號學的意義之外，《懸崖之上》在某種層面上達成了型別片的創新。除了上文提到的關於諜戰片的概念提升之外，至於型別本身來看，《懸崖之上》更是一次拓展。
就故事模型來說，《懸崖之上》根植於通俗文學和樣板戲電影，甚至可以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進行現代電影的型別對照，包括主旋律英雄和帝國主義的對抗構建起了二者故事框架的根基。
在現代工業體制下，《懸崖之上》算是做到了對過往的超越和再進化。
在理念傳導上，《懸崖之上》進一步強調了人物的傳奇性和特殊性，信念和最惡劣的生存環境形成了巧妙地關聯。而信念和生死之間的親密距離感，增添了觀眾對於角色的同情心。
此外，人物的複雜性賦予了故事的搖擺動力，在正邪難辨的撲朔迷局之下，觀眾的智商和專注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調動，而如此強烈的浸入感得益於張藝謀的影像功底。
一喜一悲皆被觀眾盡收眼底，人物內心戲藉助表情可被更多觀眾所共情。
而文學性之於電影的充分應用，更證明了張藝謀之於電影和文學二者間關聯的大師級理解。
當然文學性更讓電影改變了套路的方向，在我們以為張譯作為第一主角把信念貫穿到底之時，角色信念的傳承和轉移更賦予了電影藝術性和反型別性的動力，也讓其跳出了一般通俗型別的表達模式，上升為一件完成度極高的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