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電影有一種獨特的氣質。這不止體現在白黑灰的宜家風佈景，而體現為一種深沉的焦慮。苦思冥想，悲喜難決。
正如2020年獲得歐洲電影獎的《酒精計劃》，人物往往已不為生計擔憂，而是在平靜的生活下暗流湧動，在各種各樣的情境中直面生存的意義和原始的焦灼。
用魯迅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說，“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
最好的例子是，當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搞Me，too時，丹麥先是在2012年來了一部講小女孩用性侵指控幾乎讓拔叔（MadsMikkelson）身敗名裂的《狩獵》，又在2019年來了一部講擅長為女性維權的律師繼母誘姦未成年繼子並在事敗後迫使其自殺的《紅心女王》。
而這樣的文化創作深植於其社會背景之中。北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區，人們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上一代人交的稅到這一代還沒用完。當物質需求已不成為桎梏，精神需求就變成為首要思考。
宗教傳統依然在社會中隱隱約約發揮影響，德先生和賽先生也不遑多讓，再加上漫長的冬天和冬天少到可憐的日照，“上帝死了”這個問題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在北歐如此迫切。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只有北歐人能刨根問底不死不休地用電影追問人性和生存而不顯得做作。
人性，太人性的。北歐電影對人性的拷問不同於韓國商業片那種噱頭大於實質的“奇情”，也非黑色電影傳統裡的光明與黑暗交織的陰鬱，而是在溫暖的底色裡散發出寒意，又在寒意中燃燒出熾熱。
時不時地，電影還冒出幾個北歐特色的冷笑話（北歐幾國人經常以誰的笑話更冷互黑），讓筆者一邊笑一邊扎心得像渾身上下被戳了一百個透明窟窿。這些焦心的情感體驗與整體風格的冷峻一道，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體驗。
拉斯·馮提爾已為中國觀眾熟知（事實上，他極端的風格讓不少人稱他為“瘋提爾”）；道格瑪95運動已為中國學者熟知；另有不少北歐電影因在奧斯卡和三大電影節獲獎而為人熟知。本文將繞開這些，半是漫談，半是安利，以幾部相對小眾的丹麥電影為例來管中窺豹。
首先值得一提的當然是2020年的《酒精計劃》。《酒精計劃》絕非一個與中年危機搏鬥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我們在好萊塢已看過太多）。
我們應當注意片中那個羞澀、緊張的學生。按說他正處於生命中最璀璨的時代，按說北歐“高考”的難度與國內比簡直不值一提。但他緊張到還沒進入考場就要掉頭放棄。只有在酒精的激勵下，他才說出了幾句克爾凱郭爾。
他和幾位“酒精計劃”的執行者互為映照。他只是比後者還早地發現了生命的可怕。他會順利拿到學位，也許會費點周折但很可能也會找到工作，工作十年，還會在陽光燦爛的南歐海邊買個小屋去過冬。
但是，然後呢？生活僅僅就是這些嗎？酒神，高昂的酒神，人們虔誠地侍奉他，用歡聚和歡笑來抵禦生活的無意義，影片可以在“Lifeisbeautiful”的醉人旋律和拔叔的迷人舞蹈中戛然而止，但“如何活下去？”還是你每時每刻要面對的問題。
此類生存的焦慮是當代北歐電影的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
約阿希姆·提爾（JoachimTrier）最為中國觀眾熟知的大概是《奧斯陸，8月31日》（2011）：癮君子離開戒毒所，親人、朋友和社會都在為他重新融入社會努力。但他遊蕩在他們之中，格格不入，彷彿一切都離他如此遙遠，一切都與他無關。
這或許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他參加party，人們或飲或舞，熱鬧非凡，只是加劇了他的孤獨。那些熱鬧在他看來說不定荒謬絕倫呢。太陽從未真正離開過極晝的奧斯陸，但光明和溫暖亦與他無關。
最終，他在遊蕩了一個白天又一個黑夜後，在人們的笑聲漸漸遠去後，又給自己來了一針。
而他另一部稍近的作品《猛於炮火》（2015）則講述了一個各懷秘密和傷痛的家庭：身為著名戰地女記者的母親無法抗拒遠方的誘惑，一次又一次放棄家庭奔赴戰地，父親出軌以自我麻痺，名校社會學博士畢業的長子（“卷西”傑西·艾森伯格飾演）剛剛做了父親，卻因為電影並未告知的原因而幾欲逃離，尚在青春期的次子則孤僻自閉。
在約阿希姆·提爾的電影裡，最令人感同身受的是突然的淚水和真誠的目光：前女友在醫院偶遇卷西時眼眶突然盈滿了淚水，弟弟在被暗戀的小姑娘調戲後突然滴下的淚水（疑似幻想破碎，濾鏡裂開）。
我想，觀眾將無法確切地說出這些淚水的含義，卻將想起自己少年時某個哭泣的清晨或午後，那時，還有人因為你的淚水而心痛。現在，也不知還有沒有。
蘇珊娜·比爾是另一個典型。雖然近年來她備受好萊塢歡迎，拍了不少商業片（其中中國觀眾最熟知的大概是以抖森的肉體出名的《夜班經理》），但在那之前她可是拍了不少即使在看慣狗血劇見怪不怪的我們看來也堪稱“狗血”的“家庭倫理劇”。
2002年的《窗外有情天》裡，一場車禍改變了兩個家庭的命運。肇事者的丈夫（拔叔）和車禍受害者（終生癱瘓）的未婚妻發生了戀情。2006年的《婚禮之後》是患癌的富商丈夫強行用錢買來妻子前任（也是女兒的親身父親）回國照顧母女二人。
2014年的《第二次機會》裡，疑似產後抑鬱的妻子因為搖晃嬰兒而不幸害死了小嬰兒。（搖晃嬰兒綜合症（shakenbabysyndrome），指嬰兒被劇烈搖晃後頭部和身體受到損傷。）由尼古拉·科斯特-瓦爾道（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權遊裡的詹姆）飾演的警察丈夫利用職務之便偷來了一個毒販的兒子安慰妻子。（她更有名的、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更好的世界》（2010），這裡就不多說了。）
狗血，但合情合理，還極具張力。他們就像“電車實驗”這類思想實驗，將人性推到底線處，逼人做選擇。而在激發思考的同時，這些電影也描摹了更具普遍性的現代人的生存困境——
人們的生活早在悲劇發生前就已經破裂了。
《窗外有情天》裡的丈夫或許早已七年之癢，所以即使女主角對他不置可否，他也決然拋妻棄子。
《婚禮之後》裡的拔叔大概年輕時就相當迷惘，所以自我流放到印度而執意不肯回丹麥。這也是當今北歐不少年輕人的選擇——花大量的時間gapyear，周遊世界，去第三世界做公益專案。
《第二次機會》裡，我們也無從得知這個看似甜美和睦的中產階級家庭是如何崩塌的，但妻子便是毫無徵兆地發作，後又跳海。而後便是每個人的撕心裂肺。
在死亡的那一刻到來前，我們或許已生無可戀地死亡了無數次。而一些悲劇，又彷彿給死水一潭的生活諷刺般地注入了活力。或許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無奈：在生的面前無動於衷，在死的面前煥發生機。
甚至搖晃嬰兒綜合徵這個設定也令人叫絕——堪稱是蜜罐兒裡泡大的北歐人，他們也許就是人類社會更加進步後，未來人類的樣子。而他們的作死、糾結、迷惘，都以這個病症為隱喻講了出來。
蘇珊娜·比爾其實是非常剋制的。她省卻了癌症的段落而直接跳到人們往墓中最後扔一枝玫瑰。她省卻了跳海的鏡頭而只讓攝像機停留在空蕩蕩的橋上。她喜歡用攝像機急劇逼近人的眼睛。
在那裡，我們看到人物睫毛抖動，眼神遊離，想法飛速變動。這也是生命。在淚水之外，人要面對生活的浪頭永不停歇地拍過來，要為自己和身邊的人負責。
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歐電影就都沉迷於“狗血”。
相反，北歐人從不吝於自黑當代北歐社會的種種問題，如金棕櫚獎作品《方形》即對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做了精妙的刻畫和諷刺。本文安利的電影多為小格局，小故事，並不意味著小的格調。
一個或兩個家庭間的糾葛也能成為一種悲憫的觀察——所有人是如何滑向那個並無意義的終點。我們的生活不知怎麼回事就糟糕透頂了，但還是要活著。
當然，也不是不可以去死。是在絕望中一意孤行地尋找希望，或者在認清真相後憑著勇氣堅持，大抵都比渾渾噩噩要值得選擇。這就是北歐電影的獨特哲思和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