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萌

去年年末上映的《誤殺》，前不久入圍第3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名單。雖然最終未有斬獲，但對一部小成本的翻拍電影而言，能夠獲得“最佳故事片”提名已屬不易。此前，這部電影已在印度本土被翻拍了不止一次。如何在中國語境下推陳出新？這一難度可想而知。

影片中，阿玉和拉韞在警局裡憤怒相向的特寫鏡頭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針鋒相對的兩個女人，就像兩頭護犢的母豹。此時此刻，理智、身份與地位都已不再重要，她們只作為母親而存在。這個極具爆發力的鏡頭可視為整部電影的縮影。雖然《誤殺》在具體故事上講了李維傑與拉韞鬥智鬥勇的驚險過程，但實質是一個保護家人的父親的情與拉韞背後的法之間的博弈，而推動拉韞凌駕於法之上的，恰恰也是她對兒子的愛。

於是，影片的敘事之核便成了糾纏在情與法之間的人性對峙。就此而言，再沒有比兩個母親針鋒相對的特寫場面更震撼人心了。她們都為情而生，不同的是，拉韞有特權（扭曲的法）的護持。拉韞的丈夫都彭的巨幅競選海報就掛在窗戶對面的牆上，始終作為強大而壓抑的背景出現。這無疑隱喻了他們作為特權階層，正是底層大眾頭上遮天蔽日的強大陰翳。

這使影片充滿了批判意味。法本是秩序的維護者，警察則是法的化身。《誤殺》卻透過營造強弱對立的氛圍，展示出特權氾濫情形下法制的失效、監管的失靈。平日裡作為“沉默的大多數”沉寂於特權之下的底層大眾，似乎也只有在同樣繞開法律的情形下，才能展開反戈一擊。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並未枯燥地說教，告誡觀眾法的意味或警察的職責，也未直白而單調地批判特權。相反，它透過一場驚心動魄的“貓鼠遊戲”將現實主義關懷灌注其中，寓言化地鋪陳出來，增強了感染力。李維傑透過觀看一千部電影獲得了反偵察經驗，運用電影裡的蒙太奇技巧，將一場打著正義擦邊球的“誤殺”變成了他和拉韞的鬥智鬥勇。拉韞則是一位沉穩而老練的女警長，破過一千個案子，在刑偵手段上很有一套。一千部電影對戰一千個案子，李維傑與拉韞的對手戲充滿看點。

作為一部比較成功的商業化型別電影，《誤殺》在隱喻設定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羊的意象，在影片中多次出現。《誤殺》的英文名為“SheepWithoutaShepherd”，即“沒有牧羊人的羊”。“沒有牧羊人的羊”正是沒有法律庇護、引領的民眾。影片裡，桑坤為了懲戒李維傑，一槍打死了路過的羊，這一場景的意味不言而喻。另外，“沒有牧羊人的羊”也可以指沒有方向的盲目群體，這也是被李維傑利用從而得以翻盤的力量。李維傑藉著人們的憤怒，在墓地驗屍的情節中反敗為勝，就像《讓子彈飛》裡張牧之不斷勾起鵝城百姓對黃四郎的恨。

不管是羊還是鵝，成功的隱喻往往是商業電影得以昇華的重要法寶。在《誤殺》中，李維傑沒有告訴妻兒轉移屍體的事實，反而利用小女兒在拉韞威逼利誘之下說出的“眼見之實”，令老謀深算的拉韞功虧一簣。一場大雨見證著拉韞和都彭的慘敗，也釋放著民眾久經壓抑的憤怒情緒。隨之而來的暴亂將這種憤怒推向頂峰，展現著“羊群”的力量。

但李維傑對“羊群”之憤怒的利用，以及偷天換日的違法舉動並未令其跌落道德與正義的高地。相反，《誤殺》將觀眾置於一種“與李維傑同在”的認同視角，使其動機變得可被理解甚至讓人同情。這與影片熟練地化用了貓鼠遊戲式的敘事模式密不可分。貓鼠遊戲式的故事，在犯罪懸疑電影中並不罕見，甚至可以視為一種成熟的亞型別。“貓/警”與“鼠/匪”的二元對立，是這一型別電影的主要看點。

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犯罪懸疑電影，這類題材往往將敘事視角置於“鼠”的一邊，以突出“遊戲”的解構性、緊迫感，獲得大快人心的戲劇效果。這種翻轉姿態，影射出社會正義的缺席。《誤殺》中的李維傑正是在特定的地域環境下，決心掩蓋真相。影片在熟練運用固有敘事模式的基礎上，使故事有了紮實的邏輯基礎、準確的情感定位。在遊戲快感中，對個體命運進行思考，而不是滿足於講述驚心動魄的懸疑故事。這深化了影片的內涵。

概言之，在文化差異的背景下，《誤殺》能夠消弭異域故事與本土受眾之間的錯位，並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除了依靠較好的影像掌控和表演技巧，還因為在主題層面展現了情與法之間的對抗與抉擇，飽含批判現實的人文關懷。在翻拍片的成功範本、型別片的本土實踐這樣的雙重局面上，影片開闢了新天地，有著一定的借鑑價值。

（作者林萌系河南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