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初秋，曾被詩人柳亞子先生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郁達夫和王映霞夫婦，分別登報刊出了離婚啟事。分手後，王映霞隻身回國，經戴笠介紹擔任文書科的科員。

上班的第一天，有著“杭州第一美人”之稱的王映霞刻意裝扮一番，身穿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蹬三寸高跟皮鞋，的確光彩照人。

當王映霞款擺腰肢地走進辦公室時，那些出出入入，口操外語的時髦人物，頓覺眼前一亮。讓王映霞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此後餘生會過得那樣平靜而幸福，一直到92歲時在杭州病逝。

而她的前夫郁達夫卻早於1945年遇害身亡，卒年未及知天命之年。

王映霞本不姓王，而是姓金，本名叫金寶琴，於1908年出生在杭州。在她還很小的時候就由家人做主，過繼給外祖父王二南做孫女，隨即改名為王旭，號映霞。

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王二南還精通琴棋書畫，加上對王映霞疼愛有加，使王映霞從小就受到了傳統文化的良好教育。1923年，15歲的王映霞考入浙江女子學校，成為人才輩出的杭州女子師範學校中的一位佼佼者。

1927年1月14日上午，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譽的王映霞，在借住的上海淮海路的“尚賢坊”弄堂的孫百剛家中偶遇到了來訪的郁達夫。

此時的郁達夫已經是留日歸來，聞名文壇的作家，他的小說《沉淪》《春風沉醉的夜晚》使他名噪一時。

而當時年方19歲的王映霞也愛好文學，對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人早有耳聞，也時常拜讀他們的作品。只是讓她沒有想到的是，會與郁達夫產生那麼多的交集。

那天，郁達夫興致很高，也十分殷勤。閒聊過後，郁達夫不顧孫百剛留他在家吃飯的熱情，執意要請孫百剛夫妻和王映霞到外面吃飯，而且還叫來了小汽車，直達南京路的新雅飯店。那頓午餐的酒菜很豐盛，大家都暢飲了一場，而明顯特別高興的郁達夫還有了幾分醉意。

此後，郁達夫幾乎每天都往孫百剛的家裡跑，他還邀請孫百剛夫妻和王映霞一起去遊玩、吃飯、看電影、聽戲等，變著花樣接近王映霞。

孫百剛夫婦察覺了郁達夫的“醉翁之意”後，就以郁達夫是有婦之夫為由，反對他追求王映霞。他們還以給王映霞介紹男朋友，來擺脫郁達夫，甚至還把王映霞藏起來，或者說是回杭州了。

而正值青春年少，純潔且擁有美貌的王映霞，在對待自己的終身大事上也是小心謹慎的，對於來自已經有家室的郁達夫的狂熱追求，她一直保持著猶豫與觀望的態度。

然而，郁達夫卻是愈挫愈勇，竟然自己跑到王映霞任職的坤範女校去守候她，在保持與王映霞天天見面的狀態下，他還幾乎天天寫信去“感化”她。

面對郁達夫的似火熱情，王映霞漸漸地動心了。雖然在一段時間還不能確定郁達夫是否真心愛自己，王映霞還是保持了與郁達夫的交往。日子久了，王映霞就真的愛上了郁達夫。

當再次收到郁達夫以長篇書信表達的濃濃愛意後，王映霞就真的相信了愛情，相信了郁達夫的美好謊言：他離婚，她投於他的懷抱。

1928年，20歲的王映霞和32歲的郁達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舉行了婚禮。由於身份的原因，這場婚姻讓他們成為備受矚目的明星式人物。很多人認為他們是自由戀愛和結婚的典範，詩人柳亞子稱讚說他們是“富春江上神仙侶”。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才子佳人式婚姻生活在婚後是美滿幸福的。郁達夫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滿足了王映霞的生活所需，兩個人的生活沒有太多負擔和壓力，一時間過得悠然自得。

不過，這樣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多久。婚後三年裡，王映霞先後生下兩個兒子，一家人的生活開支隨之與日俱增，加上郁達夫還要顧及身在老家的母親和髮妻孫荃的生活，一家人的日子就開始慢慢走下坡路。

郁達夫的性格本來就比較古怪，有著容易衝動的性情，加上他還放浪不羈，不習慣過安靜平和的家庭生活，因而在平日的生活中，就與比他年小12歲的王映霞的摩擦沒有間斷過。

而王映霞一直有一個心病，就是關於郁達夫的前妻孫荃。在王映霞嫁給郁達夫的時候，孫荃只是聲明瞭她與郁達夫分居後，就帶著孩子回老家與婆婆生活，但她並沒有正式與郁達夫離開，所以名義上還是郁達夫的妻子。這樣一來，王映霞就被放在了姨太太的位置。而事實上，王映霞有一次跟隨郁達夫回老家祭祖時，的確被鬱家人當作了姨太太對待。

結婚前，郁達夫明明答應與王映霞組成一個只有兩人的完整家庭，可結果她卻平白無故地淪落到第二位的位置，這種待遇讓性格要強，又有進步思想的王映霞如何能夠忍受？

一點點的隔閡，一點點的矛盾，慢慢地在郁達夫和王映霞之間撕扯出一個難以癒合的裂縫。

1932年裡的一天，王霞去拜訪一個多年沒見的女朋友，結果被郁達夫無端指責。兩人大吵一架後，郁達夫氣憤離家出走，還在報紙上寫文章痛罵了王映霞和她的那位女朋友。他的這種做法甚至轟動了上海，讓王映霞和她的朋友非常難堪。

無奈之下，懂得郁達夫性情的王映霞只得隱藏自己的心緒，她想過平靜的生活，也想到了落葉歸根回杭州，就勸說郁達夫搬回杭州生活。

出於對於家庭經濟的考慮，加上時局的動盪和其他種種原因，權衡利弊後，郁達夫同意了王映霞的提議。二人回杭州買了30畝地，建起一座古典風格很濃的大宅子，取名為“風雨茅廬”，意為躲避風雨，過安穩平靜的生活。

然而，在風雨茅廬中的生活沒過多久，就開始風雨飄搖起來。郁達夫和王映霞之間的問題並沒有因此從根本上獲得解決。

對於婚姻、對家庭生活頗感失望的王映霞熱衷於社交，她喜歡郁達夫帶她結識一些上流社會的名人，加上她原本在杭州就有名氣，很多人也會主動慕名前來拜訪。

此時的王映霞仍然保持著風姿和美貌，精心裝扮之後更顯示出不凡的氣質和風度。社交的喧囂帶來虛假的榮名，也帶來了浮躁的生活，在看似光鮮的外表背後，留下的是種種不安定的隱患。

1936年郁達夫遠赴福州供職，王映霞不但沒有隨行，而是在郁達夫走後，把兒子們交給母親照管，又請了兩位姨娘幫忙，自己則搖身一變成了花枝招展的社交皇后。不是一天到晚地外出交際應酬，就是在風雨茅廬招待客人。

一夥人不避男女，開口無忌，說些葷素露骨的笑話，風雨茅廬一時間成了男士們最愛光顧的地方。漸漸地，王映霞與幾個男子相好的傳聞不脛而走，而在傳聞當中的男子竟然有戴笠這樣的重磅人物，還有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

當然，王映霞與幾個男子的傳聞是否真實的存在，但他們之間的曖昧傳聞竟會愈演愈烈，而在福州工作的郁達夫自然也聽到風聲。

郁達夫有了危機，匆忙從福建趕走到王映霞攜便宜避難的浙江麗水，將全家人帶往武漢生活，想以此斬斷王映霞與那幾個人的關係。

可是，令郁達夫和王映霞都沒有想到的是，郁達夫有一天在無意中看到了戴笠寫給王映霞的三封情意綿綿的情書。這讓郁達夫憤怒至極，他將三封情書照相製版，在朋友中廣為散發，想要以此逼王映疏通知難而退。

然而，王映霞面對郁達夫如此不顧情面的激進做法，卻來了個無所謂的不辭而別。這樣一來，就如同火上澆油，讓火爆脾氣的郁達夫有了無窮的想象，他竟然以為自己的妻子跟某位先生偷偷私奔了。

因憤怒而失去理智的郁達夫又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在知名的《大公報》上刊登了一條“尋人啟事”，大概意思是說：在這樣的亂世中，男女之間的分分合合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與某個人的關係不要緊，甚至你帶走一些金銀首飾或者錢財都不是問題。但你的母親和孩子很想念你，所以請你將落腳的地址告訴我。

第二天，王映霞在《大公報》上看見了這條讓人大跌眼鏡的尋人啟事，心中也是怒火難平。不過，這場風波和矛盾在朋友們的努力調解下，郁達夫登報道歉，最終得到和解，王映霞這才回了家。

然而，雖然這一次的風波和矛盾被平息了，但郁達夫和王映霞之間的關係卻並沒有實質性地好轉。

隨著郁達夫因工作需要，帶著家人去了新加坡，為《星洲日報》做抗戰宣傳，而王映霞為了避難，去了印尼的一個小島上教書，後來因無法忍受島上嚴酷的環境，回到了新加坡，又一個新的矛盾出現，讓王映霞終生難忘。

1939年，郁達夫在香港比較有名的雜誌《大風》旬刊上發表了包含19首詩和1首詞的《毀家詩記》，詳細“披露”了他與王映霞之間的感情紛爭，指出了王映霞的背叛，並痛斥了是王映霞的婚外情毀掉了整個家庭。

面對郁達夫突如其來的攻擊和聲討，王映霞憤怒了，她寫了《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來登報迴應郁達夫對她的控訴。於是，兩人之間你來我往的博弈，就引發了諸多報紙和雜誌的關注。為了爭取更多的看點，報紙和雜誌為這件事“推波助瀾”。而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公開互揭瘡疤，形同分水和冷戰分居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婚姻破裂。

1940年8月中旬，郁達夫、王映霞二人在新加坡、香港、重頭分別刊出離婚啟事，被詩人柳亞子先生曾譽為的“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從此成為陌路人。

與郁達夫登報離婚後的王映霞隻身來到重慶，先是在婦女保育委員會做保育委員。次年6月，經戴笠介紹進入外教部擔任文書科的教員。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再婚，與鍾賢道在重頭百齡餐廳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讓王映霞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此後餘生會過得平靜而幸福，一直到92歲時在杭州病逝。

而郁達夫後來也在新加坡與在廣播電臺工作的李筱英同居，但他卻在1945年8月29日晚，在南洋的一個小市鎮失蹤。9月17日，傳來遇刺被害和屍骨無存的訊息，享年僅50歲。

時至今日，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故事仍會時常被人提起。有人說，郁達夫和王映霞之間是一段命中註定的孽緣。

對於他們的這段姻緣，有這樣一首歌如是說：和有情人做快樂事，別管是劫，是緣；畢竟曾經相遇、相愛、相處過，無怨無悔也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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