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行跡頗廣，可謂是一生都在用腳步丈量世界。從小就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的他，地理經驗之豐富也是情理之中。他的跨地域的地理經驗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體現在他的小說創作上。

從小說所涉及的地理空間入手，可以發現具有地域特徵的地理景觀和人物形象是汪曾祺建構小說地理空間的主要骨架。

以汪曾祺小說中的背景地為依據，我們能將其作品中涉及的地理空間分為四類：高郵地理空間、昆明地理空間、張家口地理空間、北京地理空間。這樣的審美空間中必然含混著地方景觀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人物形象。

具有地域特徵的地方景觀

汪曾祺是一位具有地域色彩的作家，這一點使其小說中不乏殊異的地方景觀。高郵、昆明兩地從地理位置上看，皆屬於中國南方。雖然具體方位不一，東西而居，但整體看來，其景觀有差異，卻非天壤之別。張家口、北京從地理位置上看，皆屬於中國的北方，景觀差異也不大。

而從南到北進行橫向比較，各地的地方景觀是殊異的，秀麗溫暖的南方轉眼間換成北方的乾燥寒冷。汪曾祺小說中所展現的這些地方景觀，既向讀者展示了小說情節展開的地域背景，也渲染了小說的氛圍，暗示了主題。

一、似江南水鄉的高郵

高郵在揚州的北部，東臨高郵湖，京杭大運河又穿城而過，境內大小湖泊分插其中。《雞鴨名家》《受戒》《大淖記事》三篇小說都是寫的水邊故事。

《雞鴨名家》中，“我”在江邊的沙灘上遇見曾經名傳全縣的兩位有關飼養雞鴨方面的名家，這兩位的工作地點都與水有關；《受戒》中，明海與小英子的初次相遇是在船上，兩人情定終身也是在水中的蘆葦蕩裡；《大淖記事》中，巧雲與十一子也是因水生情，美人落水，英雄相救。在這三篇小說中，水不僅是故事的發端，也推動了故事的發展。

除去水，汪曾祺也描寫了水鄉其他代表性的景物。因為氣候地形因素，高郵易於水生植物的生長。植被在長期的生長過程中，構成了廣義上的江南水鄉獨特的植被景觀特徵。

小城不僅在河流分佈與植被景觀上有江南韻味，在佈局上也有著似江南水鄉的婉約與玲瓏。在高郵，人們多傍水而居，出門坐船。讀者從汪曾祺的小說中能感受到那種江南水鄉中無處不在的流水韻致。

《受戒》中，荸薺庵的門前是一條河，小英子家更像是住在一個小島上，三面環河。《故鄉人》之《釣魚的醫生》中，醫生王淡人的家就挨著一條河，“出門幾步，就到了河邊，”故他常能在家門口釣魚。

除傍水而居的特點外，水鄉更不缺的是橋。由於水網密佈，橋就成了溝通高郵水陸不可或缺的建築，其中“承志橋”和“傅公橋”是代表。如果說橋是水鄉地理空間的脈絡，那麼街巷就是水鄉的骨架。

在汪曾祺的高郵生活中，街巷是他無比熟悉的地理景觀。不僅他的家與他所上的小學之間有一條大街和一條彎彎曲曲的巷子，他家的地理位置則最直接的體現了街與巷的關係。

二、近西南邊境的昆明

位於中國西南的昆明，雖沒有東南高郵水鄉的韻致，卻是一個四季如春的“春城”。“春城”這樣的別名正是點出了昆明最獨特的氣候條件。本和高郵一樣受東亞季風的影響，屬於夏溫溼冬乾冷的季風氣候，但因地處亞熱帶且海拔較高，故昆明氣候變化不劇烈，較為溫和。

故而即使在肅殺的秋天，汪曾祺的地理感受卻是“昆明氣候好，秋來無一點蕭瑟嚴厲感覺，只稍為嚐出百物似乎較為老熟深沉，……白天太陽照著，溫暖平和，全像一個稍微刪改過一番的春天”。秋天像春天不稀奇，何況“昆明的冬天也一點都不冷”。

春城在佈局上，與位於中國東南的高郵不同。雖然水域沒有高郵廣闊豐富，但昆明是中國境內為數不多的以湖為中心的城市。翠湖在昆明的市中心，它是昆明的心臟。在建築安排上和高郵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曾使汪曾祺恍惚。

小說《藝術家》中，臨窗的水景、岸上的行人、水草的氣味、燒草的煙火味等等這一切地理景觀與高郵的生活之景重合了起來。另外，茶館也是昆明常見的街景。汪曾祺最熟悉的當是位於西南聯大附近鳳翥街和龍翔街的茶館。

在他建構出的昆明地理空間中，茶館作為一個重要的空間意象，有著重要的敘事功能。茶館作為西南邊陲小城的典型建築形式，這樣多的茶館為汪曾祺形成“泡茶館”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機。

三、處西北塞外的山城

張家口地處冀之西北，臨近蒙古高原南部邊緣，海拔高且受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影響，冬季異常嚴寒。張家口境內被一溜遠看像大壩的山給分成兩部分，壩上和壩下。因為壩上是大片的草原，一如昆明雨季會出菌子，草原的九月在汪曾祺看來是最吸引人的。

“雨晴之後，天氣潮悶，這是出蘑菇的時候。”口蘑生長的神奇規律吸引了汪曾祺，口蘑的美味更使汪曾祺讚不絕口，他不只一次地誇讚過乾製後的口蘑的鮮美。

張家口也盛產葡萄，尤其以宣化葡萄最為著名。據《宣化葡萄史話》記載，宣化栽培葡萄的歷史自唐代始，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栽培歷史。故張家口底下的小鎮沙嶺子有個葡萄實驗園。汪曾祺下放期間，一度熱心果園的工作。作為汪曾祺影子化身的小呂就很喜歡果園的活，他自願報名為果園護秋。

汪曾祺在張家口的主要活動地，是沙嶺子和沽源。小鎮沙嶺子，他在這裡下放勞動過四年，對此無比熟悉。沙嶺子是京包線（北京到包頭）中宣化到張家口之間的一個小站。四年來，他往返於沙嶺子與北京之間。沙嶺子這個小站承載了他太多的離別與歡聚的情緒。

四、臨華北平原的京城

因京津冀三地有著親密的地緣關係，北京與張家口之間的地理風貌也大同小異。對張家口地理環境有過了解的汪曾祺，回頭再看北京城，並無過多的驚奇之處。他對於北京城只是採取“遊手好閒者”式的片段式的捕捉。

“‘遊手好閒者’之觀察城市，注重瞬間、偶然以及破碎的現代體驗，其關於都市場景的描述以及社會現象的觀察，不以完整性誘人，而以深刻性見長。”故而汪曾祺對北京地理空間的建構是以碎片性地展現為主導的。

汪曾祺對北京地理景觀印象最集中之地是他常去的北京玉淵潭公園，這是北京城佔地極大的一座公園。他晚年的時候，每天早晨都會繞著玉淵潭溜一圈，不能不熟悉這座“東接釣魚臺，西到三環路，北靠白堆子、馬神廟，南通軍事博物館”的公園。

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

中國民間諺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方的人受所居地的自然環境、風俗習慣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地域特徵。在汪曾祺的小說世界中也是如此，他從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發掘人物原型，再進行文學藝術地提煉，最終創造出眾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

一、以技長的高郵手藝人

受京杭大運河溝通南北的影響，加上高郵是一個融吳越文化、齊文化、魯文化為一體的文化交匯地，船來船往的商人與貨物，使得小城有著重工商的傳統。

汪曾祺自己家就開了兩家藥鋪，他從小就在這兩家藥鋪玩耍，對店員和藥材行業都很熟悉。小城做小買賣者頗多，汪家附近的東大街上皆是做小本生意的。

在以高郵為背景的小說中，幾乎都以手藝人為題材。故鄉市民階層（手藝人）的生活命運和精神狀態成為他書寫的重點。

以高郵為背景的小說有53篇，據表所示有25篇是以手藝人為題材的小說。這近二分之一的比例，形象地表明手藝人之於汪曾祺的重要意義。這些手藝人大都有著引以為傲的技能，透過這些人物，汪曾祺將生活的多重面相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二、性格如水的高郵男女

汪曾祺在高郵的水鄉經驗使他在刻畫人物時，不自覺地染上“水”，這種“水氣”首先體現在高郵的女性形象身上。他筆下的這些女性人物猶如高郵湖泊中的蓮花那樣清淨，又若晚飯花開的那樣濃烈，完全舒展出人性的自由。

高郵水的流動，孕育出一些“離經叛道”的女性。《受戒》中的小姑娘小英子敢於主動向心上人表明心跡，主動向心愛的男孩求婚。《小姨娘》中的小姨娘為了愛情，遵從自己的慾望，和一個認識沒多久的男同學發生了關係。

水也是清澈溫柔執著的。小錫匠（《受戒》）救起落水的巧雲，對渾身溼透的巧雲並沒有起一丁點旖旎心思，還細心地給巧雲熬了半銱生薑水驅寒。後來即使遭到保安號長的毒打，哪怕付出生命也不放棄和巧雲的愛情。

三、淳善的北方勞動人民

如果說南方百姓的小攤小販生活帶著點藝術的詩意，那麼北方百姓謀生的手段則是實打實的體力活。沒有南方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北方，不僅氣候惡劣，夏炎熱冬酷寒，連耕地資源也緊缺，百姓所從事的勞動都極其耗費心神與體力。

小說《塞下人物記》中就描寫了採石場的艱苦勞動，冷硬的石頭與柔軟的脊背，這種對比更顯得生活的無情。

搬運工王大力就是無情之下的犧牲品，“他吃兩個人的飯，幹三個人的活，”一點也不吝惜自己的力氣，一口氣可以扛八百斤的綠豆上山。這樣長久地透支身體，終於有一天在挽救了火車脫軌的局面後累癱，死了。

這樣一位捨身忘已的好人，沒有得到一絲命運的善待，但是生活還是垂憐他的。他的工友們自發組成一個“慈善小隊伍”，共同承擔養活王大力家屬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