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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秦始皇多次出遊，趙佗領略了大好河山的壯美，對民生凋敝和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對動盪不堪的秦帝國也有了更加深刻的體認。趙佗對自己的際遇很是不滿，護駕御劍侍衛的光環早被他遺忘和鄙棄。他時常悵恨良久，感喟不已。金鱗豈是池中物？想我趙佗乃堂堂燕趙豪俊，年少從軍，已經十幾載，怎麼能甘心成年累月給人做奴才，像牲口一樣聽人使喚呢？他暗暗發誓：一定要幹出名堂來！他的雄心壯志被激發了出來。可是如何才能出類拔萃、脫穎而出呢？

趙佗石像

秦國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以來，在全國推行軍功爵制，這是一種旨在激發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有別於之前“世卿世祿”制的新型體制。戰國以前，列國普遍施行“世卿世祿”制。國家選拔人才主要是在奴隸主貴族中選拔，標準是與統治者關係親疏遠近和出身尊卑貴賤。奴隸主貴族和平民、奴隸的社會身份和地位都是世襲的。出身高貴者即使德行低劣、才幹平庸也有不少機會成為重臣。普通士卒建立的功勳都置於所屬貴族名下，而建立功勳者本人不會因所建功勳而改變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

秦孝公劇照

這種“世卿世祿”制度實際上是奴隸主集團對平民、奴隸的專政，堵塞平民、奴隸進身的渠道，阻礙社會階層正常流動，因而在春秋晚期顯得異常陳腐不堪。列國為強大自身紛紛實施變法。其中，魏國變法最早，秦國變法最徹底。李悝在魏國主持變法，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的治國理念，以功勞而非以身份作為封賞標準。吳起主導楚國變法，積極限制貴族的世襲特權，“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然後以收回的爵祿來恩賞有功之人。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阻力很大，但他堅決推行，收效也最大。

李悝石像

新法規定，軍功是接受爵祿賞賜的最重要依據。在量功錄入時堅持以功績為主要標準，“見功而行賞，因能而授官”成為用人的重要原則。凡立有軍功者不問身份貴賤，都可以享受相應爵祿；宗室貴族沒有軍功者不得封邑授爵，取消其世襲特權。商鞅雖死秦法未敗。秦國在戰國後期一枝獨秀最終吞滅山東六國商君功不可沒。軍功爵制與“世卿世祿”制有本質的不同，“親親尊尊”的原則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的原則所取代。軍功爵制在法理上不考慮血緣宗法關係，因而賞賜的範圍不再侷限於少數奴隸主貴族，所有建立功勳的將吏、士卒乃至奴隸，只要立有軍功都在賞功酬勞之列。

秦王朝圖

在軍功爵制下，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被激發出來。恰由此因，戰國時期活躍於政壇軍界的名將賢相大多並不是出身於貴族世家，而以微賤者居多。孫臏是刑徒，吳起是處士，白起、王皆為平民，趙奢是田部吏，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蘇秦、張儀、陳軫、范雎、蔡澤等皆寒微之士。乃至漢初“布衣將相”局面的出現也不能全歸之於偶然。這是一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偉大時代。哪個英雄不是凡人？當風雲際會將凡人推上風口浪尖的那一刻，凡人就不得不扮演英雄的角色，這就是歷史使命，他別無選擇。

李斯劇照

恰如司馬遷筆下的陳勝驚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而，時勢造英雄是有一定條件的，並非隨便哪個人都能出將入相，機遇總是降落在有準備的人身上。趙佗思忖著，愈發對現狀不滿。護駕御劍侍衛，這個頭銜在別人看來那麼光鮮亮麗，在他心中卻一文不值。護駕出遊，時常目睹始皇帝的尊榮，多麼令人豔羨，可在他心中卻羞於啟齒甚至感到羞恥。昔日晏子出巡，一位儀表堂堂的隨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卻遭來妻子的鄙夷：

“晏子身長不過五尺，出使列國，威震朝堂，尚且謙恭有禮，你堂堂七尺男兒，給人看家護院，做個小跟班，卻這般傲慢，不覺得羞恥嗎？”

晏子畫像

趙佗想到這些，不覺一陣寒慄，彷彿父親在怒視著自己：怎肯甘心於一個小跟班，卻還這般安之若素？是的，他不該如此。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他不甘心做名貴的金絲雀，他不能蝸居於此，這樣只能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要做雄鷹，雄鷹當翱翔於天地間，倏忽而下，扶搖直上，縱橫馳騁，這才是他的志向。於是，趙佗主動請纓，要上前線建功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