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書法理論，是中國書論史的源頭。雖然當時的書論尚處在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然而，其中已包蘊了中國書法理論的基本內容。一些常為後人運用的美學範疇、批評方式和書論思想，已在漢代的書法理論中出現正像長江大河的源頭，雖是才可濫觴的涓涓細流，卻孕蘊著無限的生命力與原動力，我們由此足可預見它一瀉千里、浩淼無際的未來。

漢代是書法大盛的時代。據史傳記載，不少帝王都擅長書法，漢高祖劉邦就曾與盧綰一同學書（見《漢書·盧綰傳》）。漢代的開國勳臣蕭何、張良等也皆工書，並曾有論書的著述。羊欣《筆陣圖》中說：“何深善筆理，嘗與張子房、陳隱等論用筆之道。何為前殿，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故後來陳思的《書苑菁華》中輯有蕭何論書勢的話，其言雖不足信，然也可見漢初已極重書法。至東漢光武帝后，章帝、安帝、靈帝都雅好書法，尤其是靈帝設立鴻都門學，於是善書者雲集都下，爭工筆札，彬乎極一時之盛。這種書法創作的風氣，直接為論書專著的出現提供了基礎。

漢代是書法藝術漸趨自覺的時期，書法逐步擺脫了實用的意義，而走向純美的藝術境界。故早期的書論往往與學術文章和文字訓詁的理論相混雜。如揚雄的《法言》與許慎的《說文解字》本不是專論書法的著述，然其中所表現的論書思想屢屢為後人所徵引和推重，成為中國書論的開山。而且，其各自所側重的方向，正是貫穿於中國書論的兩根支柱：尚意與尚象。故他們的片言隻語，其重要程度並不亞於後世的長篇專著。

漢代又是書體大備的時代。篆書在漢代仍被廣泛地注重，如經學上所謂的古文學派，就是以篆體寫成的儒家經典為研究物件。隸書雖傳說創自秦人程邈，然實流行於漢代。隸書的筆畫較之篆書簡單，然更富於變化，漢人在古隸的筆畫中加入了波磔的修飾成份，遂產生了分書。對於分書的定義，後人眾說紛紜，而分書比古隸更為散逸奇縱的特點是十分明顯的。由於人事的繁複，對文字的要求也日益增加，故一種更為簡便快速的字型是人們所需要的，草書便應運而生了。漢代盛行的是章草，然今草行書和楷書在漢代也都初具規模。對於草書這種新書體的不同評價，表現在崔瑗的《草書勢》與趙壹的《非草書》之中。

由於漢隸和章草的點捺多用波磔，故漢人用筆講究筆勢，衛恆評崔瑗、崔實父子的草書就說“甚得筆勢”（《四體書勢》）楊泉《草書賦》中指出草書的特點為“字要眇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因而漢末論書者重“勢”，其中以蔡邕的理論最為典型。同時蔡邕綜合了前人的書論思想，形成了自己較完備的體系，可視為漢代書論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