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散曲和雜劇興盛的時代。元代散曲可以認為是繼詩詞而興起的中國的詩歌同音樂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二者關係的發展變化經歷了種新詩體“以樂從詩”、“采詩入樂”和“倚聲填詞”三個階段。“倚聲填詞”是詩與樂各自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進行的一種更為高階的形態的結合。

後來的詞和散曲都是沿著“倚聲填詞”的途徑發展過來的。

南宋後期，一方面，詞逐漸失去了和樂的能力，另一方面，北方少數民族的樂曲又不斷傳進中原地區，帶來了“壯偉狠戾”（《南詞敘錄》徐渭）的粗獷格調，引起了人們新的興趣。這種“胡樂”結合北方民間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語言，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散曲。散曲和傳統詩歌的顯著區別，就在於它大量地吸收民間的方言俚語。

散曲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通俗文學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還具有以往詩歌中所少見的詼諧和幽默，這給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風氣。散曲在元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興盛的體裁之一。

馬致遠是元代散曲之大家，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詩人之一。馬致遠的作品多抒發懷才不遇的悲憤或羈旅漂泊的痛苦，代表作有《雙調·夜行船》（秋思）、《天淨沙·秋思》等。

如馬致遠的著名詩句“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就給人造成一種清冷寂寥的氣氛，又顯示出一種清新幽靜的境界。

馬致遠善於攝取自然景物，融羈旅漂泊之情於蕭瑟荒蕪之景，強烈地烘托出“斷腸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緒，情調雖感傷，藝術手法卻極高，給人以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元雜劇的代表作家是關漢卿與王實甫，代表作分別為《竇娥冤》和《西廂記》當散曲和雜劇在文壇上居於主導地位的同時，傳統的詩歌仍有大量優秀作品湧現。作為正統文學樣式的古體詩和近體詩，元代詩歌與前代相比，顯然處於低谷時期。

然而，這個時期是南北詩風交錯、融合的時期，詩壇上呈現出多樣化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元代的詩歌作家和作品的數量仍然相當多，而且出現了許多擅長詩文的少數民族作家，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為突出。耶律楚材曾隨成吉思汗西征，馳騁萬里，所以能在詩中描寫奇瑰壯麗的西域風光，如《過陰山和人韻》等歌行，寫得動盪開闔、氣象萬千。楚材擅寫律詩，尤擅七律。他的律詩流暢沉穩，風骨遒健，如《和移刺繼先韻》：“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

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髮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雲飛。”元代中期，社會逐漸穩定，民族矛盾有所緩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詩歌創作十分繁盛，出現了為數眾多的詩人，如“元詩四大家”虞集、楊載範槨、揭徯斯。元詩四大家的詩歌典型地體現出當時流行的文學觀念和風尚，所以備受時人稱譽。“元詩四大家”中最優秀的詩人當推虞集。

虞集擅長律詩，無論是五律還是七律，都寫得格律嚴謹，意境高遠，風格深沉。其代表作有《挽文山丞相》、《風入松》等。元代後期朝廷政洽黑暗，民族矛盾又趨激化，反元暴動此起彼伏。

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影響了詩壇的風氣，寫實傾向大大增強。王冕是元末詩壇上寫實傾向的代表，他出身農家，畢生未仕，這樣的人生經歷使他對元末的社會現實有著痛切的感受。王冕以題畫詩聞名，但寫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會現實之作。元末社會的種種現狀，諸如連年的水旱災害、朝廷的急徵暴斂人民的輾轉呻吟、官吏豪富的驕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詩中得到尖銳的揭露和痛切的描寫。其代表作有《江南民》、《翼州道中》。元末最具藝術個性的詩人是楊維楨，楊維楨的“鐵崖體”是這一時期詩風的顯著標志，他創作了《鹽商行》、《海鄉竹枝詞》等寫實佳作。

楊維楨認為詩是個人性情的表現，強烈主張藝術創作個性化。他力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氣、面目雷同的詩風，追求構思的超乎尋常和意象的奇特非凡，從而創造了元代詩壇上獨一無二的“鐵崖體”。“鐵崖體”以雄奇飛動、充滿力度感的特徵，與元代中期詩風背道而馳，所以特別引人注目。

其代表作有《鴻門會》元末詩壇還出現了一批成就較高的少數民族詩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回族（一說蒙古族）詩人薩都剌。薩都剌以寫宮詞、樂府詩著名，擅長描寫山水景物和地方風情。

他一生遍歷南北各地，從塞北風沙到江南煙雨，從氈帳乳酪到蘆芽蓴菜，他都以清新格調、深情的筆觸予以描繪，代表作為《上ˉ即事》、《過嘉興》、《滿江紅·金陵懷古》、《念奴嬌·石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