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港口城市的歷史

揚州地處中國古代運河南北交通和長江東西交通的結合點，作為內河航運的重要港口，成為古代大運河上著名的商業城市；但揚州在古代還曾經作為中國的對外貿易海港，成為中國與世界聯通的著名海上絲綢之路城市。

公元1世紀揚州與海岸線的相對位置

在公元

7

世紀以前，長江的入海口，如同今天的杭州灣大喇叭口，其頂點遠在鎮（江）揚（州）河段以西，揚州港如同今天的上海市的金山港，是一座海港。隋煬帝在

605-610

年動用上百萬的民力，開鑿大運河，這就是著名的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點，向北可以到達涿郡（北京），向南可以到達餘杭（杭州）。在唐朝安史之亂（

755

年

-763

年）之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仍然在中原地區，北方大量瓷器、絲綢等出口商品可以透過大運河到達揚州港，大運河的開通將揚州與經濟發達的中原內陸地區連線起來，使得揚州港擁有了廣闊的腹地。依靠海陸聯運的巨大優勢，揚州迅速崛起為全國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在唐中期有“揚一益二”的諺語。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在著名的《道里邦同志》中所記載的中國四大海港之一即揚州，揚州為當時的西亞阿拉伯商人所熟知。

隋唐大運河示意圖

揚州作為發達的對外貿易港口，當時聚集了大量域外國家的人口，這些人，或者是從母國帶來他們的宗教與文化，或者是萬里迢迢來到中國求學問道，揚州成為當時僅次於都城長安的對外文明交流互鑑的一箇中。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鑑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宗教文化的傳播。

仙鶴寺與普哈丁墓園：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教交流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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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盛，宋元時期達到鼎盛。當時大量阿拉伯商人從海上來到揚州，隨之而來還有伊斯蘭教傳教士。相傳普哈丁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孫，於南宋鹹淳年間到達中國，在揚州建立仙鶴寺。

關於普哈丁，並沒有太多的歷史文獻講述他的事蹟，先在唯一可見的是

“普哈丁墓園”。

1275

年歸真後，教徒根據其遺囑，安葬揚州大運河畔。

園內“天方矩鑊”的牌匾

由於普哈丁的“聖裔”身份，普哈丁之後，先後有多位伊斯蘭教大德選擇長眠於此，包括宋景炎三年

（ 1278）

西域先賢撒敢達、明成化元年

（1465）

西域先賢馬哈謨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賢展馬陸丁、明弘治十一年

（ 1498）

先賢法納。普哈丁墓園經歷元、明、清等歷代的重建和修葺，今天已經是中阿建築文化的融合體，青磚結構，平面方形，四座拱門，四角攢尖，板瓦為頂，內部呈拱球頂。墓園中

有一株

700

多年樹齡的銀杏樹，

見證了墓園悠久的歷史。

園內的大銀杏樹

普哈丁建立的仙鶴寺，幾經重修，延續至今。清真寺興建時，普哈丁尊重中國文化，採用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制，由於寺院整體佈局宛若仙鶴，被稱為

“仙鶴寺”。揚州仙鶴寺

與廣州懷聖寺、泉州麒麟寺、杭州鳳凰寺齊名，並稱中國四大清真古寺。仙

鶴寺是伊斯蘭教制式與揚州地方建築風格相融合的典型代表，呈現出

“內雄外秀、內伊外中”的特點。

中式建築風格的仙鶴寺

建築整體佈局形體似仙鶴，寺門為鶴頭，南北兩井為鶴眼，寺門至大殿的甬道為鶴頸，大殿為鶴身，南北兩廳為鶴翅．院中兩棵柏樹為鶴腿。大殿後臨河的一片竹林為鶴尾。普哈丁以中國古人心目中的吉祥物

“鶴”的身軀從嘴到尾來佈局建築物，仙鶴寺由此而得名。

仙鶴寺在平面佈置以及建築手法的處理上，除按照伊斯蘭教儀規外，更靈活地吸收了揚州當地的民族建築風格。庭園、大殿及外殿設定靈活緊密，使用小天井而非傳統四合院式，富於園林風趣。主體建築禮拜堂穹隆式的內部結構具有濃郁的伊斯蘭教宗教色彩，它和具有當地民族建築宮殿風格的外部建築相融合，既體現了揚州地方建築文化對外來建築文化的包容和吸納，又見證了大運河對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傳播、交流和融合所產生的巨大作用。

時至當代，普哈丁仍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人文交流的精神使者，阿拉伯國家的官方和民間人士經常性的來此掃墓敬賢，例如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聯酋、阿曼、約旦、葉門等國使領館官員都曾到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