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開始，西方玻璃器大量輸入中國。相繼在遼寧、北京、江蘇、河北、寧夏等地發現了與中國傳統造型、裝飾藝術迥然有異的一批玻璃器。這些器物分屬羅馬玻璃、薩珊玻璃等系統，不僅成分為鈉鈣玻璃、鈉鉛玻璃，而且造型別具特點。例如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所出土的玻璃碗，通體碧綠色，直口、圈底、矮圈足，外壁飾四周突起的圓圈，上八下六，呈錯位方式排列，底部則為突起的凹球面。隨著外來玻璃器大量輸入中國，影響了這一時期玻璃器的傳統造型。如瓶、壺的口多為卷唇，形制小巧，體外表面多有堆塑圖案。代表作如陝西省臨潼慶山寺舍利塔塔基出土的一件唐代網紋玻璃瓶，瓶體為白色，表面罩有一層黑物，口外侈，頸短而直，腹部隆起如球狀，外飾凸起網格紋，具有明顯的異域風格。

又如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高頸玻璃瓶，瓶體為球形，沒有肩部，頸部處理比較特殊，除口為卷唇外，還在頸部中間飾凸起的一週圓環狀物，看起來就象一個短頸卷唇瓶口中又含著-一個瓶頸一樣，這是宋代玻璃器外來風格的一種體現。受外來影響，這一-時期玻璃器上出現了一些異域紋飾。例如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四瓣花藍琉璃盤，盤面刻滿紋飾，以細密的平行線為地，主題紋飾以雙線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其四出部分與方框組成一個默赫拉巴紋樣，其內刻出一朵無花果葉，中間方框內刻飾虛實相間的小斜方格，具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值得一提的是，雖受外來影響，但中國傳統文化仍深深植根於這一時期的玻璃器中，因此出現了許多具有濃厚傳統特色的玻璃器。

例如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描金波葉紋藍玻璃盤，盤面紋飾構圖均用花葉組成，由內到外分作四重，花葉漸小，數量倍增，最內兩重各為四瓣，再外依次為八瓣和十六瓣，邊飾為-圈陰、陽相間的花葉，整個構圖猶如一朵大團花，具有濃烈的大唐風格。又如江蘇蘇州元末張士誠母曹氏墓出土的玻璃圭，形制完全仿造夏商周三代時期的重要玉禮器一圭，還有揚州梅花嶺明代史可法衣冠冢中出土的一套玻璃帶板，也是中國傳統的器物。在舶來品的影響下，這一-時期玻璃 器的成分發生重大改變。國外傳人的玻璃器大多是鈉鈣玻璃，但中國並沒有採納這種配方，也沒有延續前代的鉛鋇玻璃系統，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產生了新的玻璃配方，即不含鋇的鉛玻璃和鹼玻璃

這種改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大約經過了三國、西晉、東晉的過渡，到了魏晉南北朝中晚期的時候才逐漸完成，並延續到後來的隋唐和宋代。隨著外來玻璃器輸入中國，一些先進的玻璃製造技術包括吹製法也隨之2傳入，帶動了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革命性變化。吹製法俗稱“吹大泡”，是利用空氣的流動性和壓力性，藉助特製的工具將玻璃熔液吹成空泡而成型的一種專門］工藝。它需要吹筒、剪刀兩種必備工具，吹筒有玻璃和鐵製兩種，用來蘸取玻璃熔液並向熔液吹氣；而剪刀則是輔助工具，利用引、裁、拗、突、抑等多種複雜動作輔助器物成形。吹製法產生以後，取代範鑄法成為玻璃器製作的主要成型工藝。

大約在北魏的時期吹製法已應用於中國自產玻璃，但早期的吹製法作品多瓶形不規矩、氣泡較多、厚度不均勻，例如1964年出土於河北省定縣華塔塔基的一件玻璃瓶，是中國早期吹制玻璃器的代表作品，造型屬於中國傳統風格，器壁較薄，僅0。1釐米，但瓶形樸拙，不規整，成型工藝尚顯幼稚。唐宋以後吹製法比較成熟，至清代達至頂峰。隨著玻璃配方的改進和吹制工藝的成熟，這一時期玻璃器的實用性大大增強。生活用品類器物早在西漢時期就已出現，如廣州一座西漢木槨墓中出土的三個玻璃碗。其後類似用具開始增多，唐宋時期尤多，許多詩歌中皆有贊詠。具體品類包括碗、杯、瓶、盤、缽、酒盅、罐等。

陳設品類器主要包括鼎、瓶、葫蘆、花盆、雕像、尊、觚等，出現時間晚於生活用具類，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在唐宋以後獲得飛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創新形制，例如1966年秋在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了五十餘件玻璃器，其中有壺形鼎、瓶、橢圓形卵形器、寶蓮形器等，製作相當精緻。這一時期玻璃器的造型在先進成型工藝的支援下更加豐富，有動物形、植物形、幾何形等。動物造型的如遼寧北票馮素弗墓出土的鴨形玻璃器，體似鴨形，流如鴨嘴狀，長頸鼓腹，拖一細長尾。

背上以玻璃條黏出一對雛鴨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兩側各黏一段波狀的折線紋，象徵雙足，十分生動。植物造型的如甘肅漳縣元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蓮花玻璃託盞，盞呈七瓣蓮花形，託星八瓣蓮花狀，非常精美。幾何造型的如浙江省衢州市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的方勝飾件，作鏤空方勝形，為兩個菱形交叉相接，每個尖角處均有一個圓環。此外還有兩種器型結合成一種的新器型，最具代表性的是1966年秋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玻璃壺形鼎，將壺與鼎相集合，足為鼎足，而鼎體和口則為球腹壺的造型，極具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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