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稱“地理”又稱“堪輿”（“堪”就是天道，“輿”就是地道），當今將這種“地理”、“堪輿”統稱為“風水”，但“風水文化”絕不等於“地理文化”。追溯歷史，在楊筠松（救貧）那個年代，並沒有出現“風水”這一概念，《四庫全書》中所涉及楊筠松（救貧）“地理”方面的著作，幾乎沒有“風水”一詞。楊救貧生前活動20多年的江西贛州（古時稱“虔州”）地區，這裡絕大多數是楊救貧那個年代遷徒南下的客家人，自古以來稱“風水”就是“墳墓”，百姓家做“風水”就是做“墳墓”，外遠年代稱“風水寶地”是指“陰宅”而言。而當代人所說的“風水”，是假託晉人郭璞所著的《葬書》：“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這句話裡的“風水是指大自然中的一種現象，而不是如一些人所宣場“附會人事吉凶禍福”的“風水。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人曾對“風水”演變為一種超人的神秘力量，冥冥之中主宰著人們的吉凶禍福、富貴貧賤、子孫繁衍、家族興衰，甚至死生壽天、窮通得失、貨殖營利、科場中舉等等，成為隱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秘密。在現代中國城鎮鄉村，儘管對待“風水”的態度各不相同，但仍處處隱約著“風水”的殘存，許多人對“風水”仍篤信不疑。有的人對它半信半疑，但為了尋求心理的滿足，仍抱著一種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的想法，也免不了要請“風水”先生“辯土望氣”，持“羅經”以明吉凶。正因為此，“風水先生”投其所好，藉助楊筠松（救貧）“地理文化”演變為被眾人唾罵的“迷信”、“糟粕”，那些反對“風水的人士，大肆謾罵楊筠松是“封建頭目”，將他的墓碑（照碑）挖起劈成兩半，用去蓋水庫涵洞。
歷史證明，楊筠松（救貧）創立的“地理文化”是古代中國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門關於選擇環境的學問（如“贛州古城”等），是古代中國傳統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它吸取了《周易》核心原理應用在環境地理學上，在宇宙全息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環境優選和時空優選，追求人與人、人與環境、環境與環境的和諧，達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當今初會上打著“楊公文化”所宣揚的“風水文化”，是對楊筠松（救貧）地理文化的一種褻瀆，本質上的異化。在這裡舉幾個案例：
“風水”概念是建築師在設計中無法解決的難題，美籍華裔設計師貝聿銘在設計香港中銀大夏時所遇到的“風水風波”，就是個很顯著的例證。高達351米總共有70層的香港中銀大廈是香港的標誌性建築。在看過設計圖紙後，貝聿銘收到一份電報，對大夏的立面展現的眾多加了框的巨型“×”形鋼架，從“風水”角度深表憂慮。因為在中國，“×”意味著殃，只有罪犯的名字上面才打“×”形的大叉。最後貝聿銘十分精明地把“X”橫向鋼架隱藏起來，並把暴露在外的部分改變成類似佛教中的吉祥符號萬字符的形象，這才皆大歡喜。
這個故事在“風水界”引以為榮，四處宣揚中國風水的魔力。實質上這是中國“風水”的“庸俗”表現。自命不凡的風水師遊說“×”符號註定是“遭殃”，如同罪犯的名字上打“×”，要在人間“消失”，意味著走向死亡。可是，數學中的“×”符號是代表著乘法的標誌。“乘”就是翻番，也就是“2×2=4，4×4=16”。正如貝聿銘的設計理念，將中銀大廈形容為雨後春筍，本來就是很好的思路，卻被那些所謂的“風水方大師”所赫倒，把暴露在外的部分“×”改變成類似佛教中的吉祥符號萬字符的形象。何曾想到，那個萬字符號正是希特勒納粹黨的黨徽標誌。
貝聿銘充滿詩意地將中銀大廈形容為雨後春筍，但大廈建成後，人們還是議論紛紛，因為風水師說，大廈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許多尖角和刀刃一樣的稜線。那些面對著這些尖角和稜線的建築紛紛感到不安。無論佛教中的吉祥符號“”，還是希特勒納粹黨的黨徽，或者中銀大廈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其代表意義都不是如“風水”所注重表象的“庸俗”內涵，單以“符號崇拜”來設計人居建築，這是“地理文化”的變異。
南方某市政府大樓的“風水”笑話一位研究“玄空風水”的先生，以所謂“地利”、“凶煞”為由，入手改變南方某政府的“風水”。原市政府大樓後有一泓水塘，門前又是一條大路直衝而來，形成了後無靠山，根基不穩，“水射門庭”的局勢，“開荒牛”城市雕塑又困於市府大院之中，說這種“風水”致使此前幾任主要領導的結局都不盡如人意。後來這位“玄空風水”先生把水塘填了改成一座假山，把直衝大門的來路分為兩岔，東進西出，把“開荒牛”雕塑移至院外，改變了“風水”格局，市領導的結局就會順暢了。
可是，“玄空風水”先生的“風水”傑作太不爭氣。時過不久，該市政府一名重要官員，被稱為“低調黑馬”卻“高調落馬”，成為該市改革開放以來“重量級官員”現醜的頭號新聞。這條新聞出來後20天光景，一位自命不凡的“易經風水大師”在他的網站上釋出“先知先覺”“馬後炮”資訊：“新市政府的大門向北。北屬水。現在地球行艮運，艮為土，大門最怕大運克之。今年是乙丑年，也是士，大門又怕流年克之。今年五黃煞在北方，五黃煞是土，正克市政府大門。五黃煞主五件大事，新市政府還會有不利之事發生，犯罪之人，也不是一個人，還會有其他官員。”這則“風水”故事，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所謂改造“風水”，單靠造一座假山、分岔兩條路、移動一座“開荒牛”，弄上一些“點綴”就算是改造了“風水”，可以使“市領導的結局順暢了”，純粹是故弄玄虛。二是自圓其說，充當事後諸葛亮。原先徹了山、分了路、移了牛後，大肆鼓譟市府領導再不會出現“結局不盡如人意”，當市府領導剛剛“落馬”，就說這是“風水”註定了的“黃煞”。簡直是“風水”界左右逢源“庸俗”“獻媚”之風，這與楊筠松（救貧）創始地理文化“濟世救貧”的初衷背道而馳。
氾濫成災的“作秀風水”當今社會上打著“易經風水”風靡一時，在家裡如果擺有刻著“金木水火土”字樣的方形燭臺之類的物品，說明主人品位不凡。有的政府官員辦公室裡擺上幾盆“富貴樹”，書架上擺上一盆“幸運竹”，或在旺位持上“竹畫”，風水師”則報以“竹報平安”之語。案櫃的角落置放一座石頭雕刻的流水盆景，象徵“風水”的佈局。如在“旺位”擺上厚葉或是大葉的常綠植物，這便可收“生旺”之效，增加家宅的財氣。在“衰位”適宜擺放有剌的植物，稱為“辟邪風水”。不久前雲南省某縣某村背後一座名為“老首山”（風水大師稱為“後龍山”），原來裸露的山體全部被人用綠色油漆噴刷了一遍，當地。村民譏笑替大山戴“綠帽子”。在陽光照射下，山上怪異的綠地隱隱反光。據說是變風水才這樣做的！”因為裸露的“老首山”正對面正是即將竣工的縣委辦公大樓水”，、風水大師說：“縣委辦公大樓對面就是荒山，，當然會影響風水，改變一下完全有必要。”但有的說“政府怎麼可能相信迷信？肯定是林業局的人為了應付上級檢查，臨時搞“綠化”撐點面子！”那純屬就是“作秀風水”。
“楊公文化”變成垃圾“筐”當今社會上眾多的算命、卜卦、拆字、寫流年、做香火、擺道場，為寶寶起名、成人改名、企業選名，指點婚姻……掛著“地理”、“日課”的招牌，把“升官發財”、“化解情敵”、“預測胎兒性別”、“五行疾病與臟腑”等納入“楊公文化”範疇，把“風水”的功能升格到可以無稽之談。還有的所謂“玄空風水師”可以隨時將變易的時間配合舍宅的方位、形勢，便立即判斷這間宅舍的吉凶好壞，與與宅內人的種種際遇，聲稱掌握了“飛星之道”、“九宮飛星”和“三元玄空”的“術數”，不僅能習遠其用，且標榜獨造其精。諸如命理、卜卦、預測、改名等“術數”，編者不評說其屬於“迷信”還是“科學”，也不議論其具有何等實用價值，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楊筠松（救貧）的“地理文化”是不包括“命理學”、“預測學”和“占卜學”等內容。上述內容是在楊筠松（救貧）創立“贛派”（巒頭）“地理文化”時所拋棄，當時與“楊公”“江西派”（巒頭）相對立的是福建派（理法），該派的理論基礎是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學說等。理法所使用的絕大多數術語完全脫離了具體含義，因而艱澀難懂，關篡用“楊公風水”冠名，披上了神秘的面紗，走上了“神壇”。
當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有的“風水大師”為了便於走向市場提高經濟效益，以“楊公文化”為旗號，把卜卦、算流年、改姓名、選吉日等編製成數碼程式，進入電腦操作。只要你輸入“生庚八字”或相關資訊，瞬間就“算”出了你所需要的“風水”卦辭。聲稱可以破譯人的生命規律，剖折你的命運“密碼”，被稱作是一門高尖端的“風水術”，難怪有人說：“社會織成一張無所不在的命運之網，構成這張網的經緯線就是閃閃發光的金錢”。利用“場公文化”招牌“攢錢”，這是“變異”楊筠松（救貧）“地理文化”的十二級颱風。
地理文化”不是八卦占卜術楊筠松（救貧）的“地理文化”運用《易經》哲理，達到人與自然地理環境、氣候、天象等形成和諧互助的關係，但它不是《易經》的分支門類，對《易經》中的八卦卜算，在楊筠松（救貧）“地理文化”中沒有具體運用。但採取《易經》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貫穿在“地理文化”理念中。現在社會上冒出所謂“易經風水”的名稱，把“占卜”與“風水”結合起來，由此標榜其“博大精深”、“無所不能”。
孔子是《易經》“人更三聖”之一，他將《易經》發展成為非常嚴肅的哲學，而不是“相術”。他在《論語·子路》說道：“不點而已矣”，表示《易經》中的“卦”，沒有必要凡事都“占卜”或先“占卜”後辦事。孔子主張“卦辭”當作籌劃的謀略、辦事的導向。例如：“萃卦”的卦辭中所說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是儒家創立的學說。提倡“慎終追遠”可以教化民眾，使“民德歸厚”，從而為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基礎。“慎終”一方面指對老人“終之前的關懷贍養，即“生，事之以禮”，這是中國人的“美德文化”。另一方面是指對老人“終”之後的安置，即“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慎重地辦理父母喪事，虔誠地祭祀遠代祖先，謹慎從事，追念前賢。“慎終追遠”是楊筠松（救貧）“地理文化”理念之精粹，他在贛南期間，提倡建祠、修譜、慎辦喪事，充分體現了“地理文化”運用《易經》為核心的精髓所在。
2009年，國家規定每年的“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各定一天法定假日。“清明節”期間（將雙休日調整後共三天），讓人們回鄉掃墓祭祖，“慎終追”遠”，這是“以人為本”的天下第一大事。掃墓祭祖必定首先要建“陵墓”（墳墓）、“陵園”（墓群）。近年來，各地盛建“公墓”，要請“風水地理師”進行選址、規劃、設計、佈局，即便是“火葬”，骨灰也要有“入士為安”的處所。但不能“奢侈”“揮霍”，需要“低碳”運作，應遵照楊筠松（救貧）提倡“濟世救民”的理念，不能借“風水”的名義，“斂財”“勒索”，提倡“節儉”、“簡約”。特別注意防止“追遠”與“庇廕”混淆一體，把墓葬與“家族興盛”維繫起來，夾雜了諸多封建迷信的“低俗”表象，這是對“楊公文化”的歪曲。
楊筠松（救貧）一生中在民間從未點“穴”風水，當今社會上氾濫“楊公”是風水宗師的辯解，說他在世留下眾多“穴”風水“佳作”。在贛南流傳這麼幾句廣告詞：“世界風水在中國，中國風水在贛州，贛州風水在××”，這裡所說的“風水”就是墳墓。因為××風水村是以眾多古墓而聞名，有“蛇形”、“螺形”、“龍形”、“虎形”……，而且宣揚這裡的“風水”（墳墓）是楊筠松（救貧）所“點”，主人的後代，都能子孫滿堂、高官厚祿。但實地考究，沒有一“穴”風水是唐代所作，也就不是“楊公”親手所點。但為了掩蓋虛假，就說是“楊公”弟子後裔秉承“師父”“風水”訣竅所為，這簡直是自欺欺人。再說“楊公”墓葬地一于都，傳說有“楊公”在世時點“穴”墳墓，經考查，那“穴”墓是清代的產品。本書編者走訪了20多處“楊公”足跡所到之地，根本沒有發現一“穴”規風水（墓葬）是“楊公”親點之作。更使人思考的是，“楊公”本人仙逝，也沒有留下他的墓葬之地，後人只好給他做塊“照碑以示紀念，為當代人紀念和繼承“楊公”其精神、其理念，是最好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