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道光頒發嚴政禁菸，《禁菸條例》正式出臺

道光帝從登基之日起，便一再申明嚴禁鴉片的命令，但十幾年之後，鴉片不但沒有禁絕，反而愈禁愈多，就在道光帝一籌莫展的時候，道光十八年間四月十日（1838年6月2日），鴻臚寺卿黃爵滋向道光皇帝呈上《清嚴塞漏卮以陪國本折》奏摺。這份奏摺首先分析了煙毒氾濫的嚴重情況以及造成白銀外流、財政危機的重大惡果，接著，一一論證當時流行的嚴查海口，查拿煙販、罌粟開禁等方法都無法解決的問題，最後，又提出“重治吸食”“罪以死論”的主張。建議道光嚴降諭旨，通告全國，限鴉片吸食者一年以內戒絕，如逾期不戒便秋後問斬。

黃爵滋的建議是嚴厲的、大膽的，是否應該允行，道光帝也在猶豫之中。所以，道光在接閱奏摺的當天，便讓大臣積極上折，各抒己見。黃爵滋奏摺的發下去以後，各省將軍、督撫陸續遵旨上奏，29名封疆大吏的奏摺先後擺到道光帝的桌上。在29人中，贊同處死吸食鴉片者的有林則徐、色卜星額、錢寶琛、桂良、陶澍、果毓美、陳鑾和蘇廷玉8人，申啟賢等17人主張加重處罰；對是否加重處罰沒有表態的是福建巡撫魏元娘和貴州巡撫賀長齡二人，黑龍江將軍哈豐阿和陝甘總督二人則主張維護原律不宜加重處罰。

各抒己見的議論，取長補短，為隨後展開的禁菸運動開始準備了輿論，為禁菸運動的高潮提供了思想條件，這些都促進了全面的嚴禁鴉片章程的制訂。同年九月，道光帝陸續收到了各省將軍、督撫的條陳建議。道光見時機成熟，於初六日發下諭旨，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部議奏嚴禁鴉片條例。過了兩天，又把宗人府也納入進來。經過朝臣半年多的草擬修改，終於制訂出一個長達兩萬字的《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道光帝也認為這個條例幾乎事關禁菸能否成功。《條例》的制訂，根據的是黃爵滋原奏和各省將軍督撫併科道條陳，然後相互參照比較後才製出，是“求全”和“從重”精神的充分體現。應該說，《條例》的總體規定，既體現了黃爵滋等人立法從嚴的精神，也廣泛吸收了各地將軍督撫的合理意見，反映了道光君臣的群體意志，是清代自雍正開始百餘年諸多禁菸法令中最齊全、最徹底的禁菸法律。

難能可貴的是，道光帝鑑於以往歷次禁菸的失敗，認為各地官役兵丁翫忽職守，查拿不力，甚至與煙販相互勾結，狼狽為奸，以公謀私是其主要原因。所以，在這次禁菸運動中，道光帝為了推進禁菸運動，賞罰兼施，堅決執行嚴格的獎優罰劣政策。凡是在查拿煙犯中有顯著成效的，立即升遷官職，或從優議敘；凡查拿不力的，或革職、或撤任、或勒令體息，對那些知法犯法、吸食鴉片的官役弁兵，一旦核實，馬上予以重懲。這對整頓官場的因循息玩吏風是有益的，也推動了禁菸運動的發展和深入。

禁菸當然有了顯著的成績。道光十八、十九兩年內，全國各地共計抓獲15563名鴉片煙販，收繳煙土、煙膏1264125兩，收繳煙槍、菸斗、煙燈、煙盤、煙鍋等共179589件。僅浙江一省就剷除罌粟苗1360畝；廣西剷除罌粟苗129500餘株；雲南、貴州等地也對罌粟苗做了清除。禁菸運動取得重大勝利的原因，與道光帝發動將軍、督撫進行國策大討論有直接關係，在討論的基礎上制定的《嚴禁鴉片煙條例》則給禁菸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而當時禁菸運動的實際組織者和最高領導者道光皇帝，他態度堅決，措施得力，其禁菸之功，不可湮沒。

19世紀30年代的天朝大地上，鴉片煙毒流毒全國各處，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煙禍橫行，菸民遍地。可怕的“鴉片現象”出現在以悠久文明著稱於世的中華大地上。雖然有禁令，但鴉片還是透過各種渠道進入了上至京城、下至督府州縣等領導禁菸的官府衙門。個人戒絕鴉片已然很困難，所以作為一國之君，要在全國掀起一場禁菸運動，令全國人民都能禁絕鴉片則更加困難。道光帝自登基以後，連篇累牘，三令五申，諭令嚴禁，但鴉片之禍還是甚囂塵上，甚至朝臣們公然上奏要求開禁，簡直弄得道光帝束手無策，更不知如何處理此事。看到黃爵滋的奏摺後，道光帝一面令各省將軍、督撫各抒己見，妥議章程，迅速回奏，一面開始嚴厲打擊以王公大臣為主要物件的官僚階層。由此可以看出，黃爵滋上奏之後，帶動了全國各省將軍督撫的復奏，他們在共商禁菸決策之際，也表明道光帝日益堅決地對待禁菸問題。道光十九年五月《查禁鴉片條例》39條的出臺直接關係著道光日益鮮明的禁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