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與王關係如何？這關係到傳統時代權力合法性的問題，藉由對經典的理解與解釋，清帝逐漸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話語模式，從康熙到乾隆，進行了不斷探索，這一問題逐步得到解決。不過，對於這一問題，祖孫二人的理解卻迥然不同。
王當奉天命
康熙曾表示“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天下大權，當統於一”，皆表明天子權威的惟一性，此點是不容爭辯的。康熙帝明確表示忠孝乃人生大節，“知之明，則不惑於邪正，守之固，則不昧於順逆”，要求講究“親親長長之誼”。他亦十分提倡忠義，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參與三藩之亂，拘押範承謨，範氏始終堅貞不屈，最終為耿精忠所殺。康熙帝賜予其“忠貞”諡號，親灑華翰，評價其“捨生取義，流光天壤，古所謂不二心之臣，如此而已”。然而康熙在《春秋》中所強調的尊王之義、君臣之倫，並不是絕對的，與天命、天道相比，王是居於下位的，也就是說，王要奉天而行，要受到天的制約，在康熙的政治修辭中，王權是要受制於天命、天道，並不能無限延展。康熙早年編撰的經筵日講內容《日講春秋解義》（後簡稱《日講》）中對“天王”有所探討，譬如《春秋·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日講》雲：
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者，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於來聘名宰，而天王從其常稱，示王當奉天命，彰天討也。於錫命，王不稱天，而榮叔無譏焉。其義蓋互相備，糾書官，又書爵，任愈重則責愈大，而恥愈深也。
《日講》以為，經書宰名，乃“天王從其常稱，示王當奉天命，彰天討”，示天命在王之上。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日講》雲：
夫王者，履天位、奉天道，賞則承天命，伐則行天討，故王必稱天，所以法天也。今莊王寵篡弒以亂天常，無天甚矣，故不稱天。
《日講》指出王者是要“履天位、奉天道，賞則承天命，伐則行天討”，所以“王必稱天，所以法天”，批評周莊王“寵篡弒以亂天常”，無天已甚，故不稱天。
康熙晚期編撰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後簡稱《彙纂》）亦指出“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為正”，“以天道正王道也”，可見，王是要受到天的制約的。
康熙帝之所以強調王權受制於天，在於其接受了宋儒胡安國的傳統。他在《日講》的序中說：
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
康熙康熙以為，胡安國的《春秋傳》“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取諸家之長而成一家之書，雖然存在“持論過激、抉隱太嚴”的問題，然其得《春秋》大旨十之六七，相比較漢唐以後諸家則優，故“大約以胡氏為宗”。在宋儒看來，天理、王道是最高之準則，是要制約王權的，康熙在解釋《春秋》時，尚且堅持宋儒的天理觀念，不時以天理為繩墨，批評天王與國君之舉。譬如莊公元年“春，王正月”，《日講》雲：
不書即位，繼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禮也。閔公、僖公亦然，閔、僖之立，不忘討賊，故叔牙、慶父終無所逃其死，莊公則晏然安於其位，而與仇人親暱焉，天理熄滅，罪不容誅矣。
認為經不書莊公即位，是“繼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禮也”，閔公、僖公不忘討賊，而莊公卻安於其位，與仇人相親暱，乃“天理熄滅，罪不容誅”。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於外”，《日講》雲：
魯為王室懿親，其主王姬，舊矣。館於國中，宜有常所而特築於外，蓋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然以仇讎而接婚姻，以衰麻而接弁冕，築館於外，遂可以自掩乎？竊按齊、魯之邦交，以察莊公之用心，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乃欲借是以接齊好也，故自是以後，會伐同狩，與齊親好，絕無間疑，廢人倫、滅天理，莫此為甚，故《春秋》於主王姬事，特書屢書，以正莊公忘親暱讎之大惡雲。
批評魯國“欲借是以接齊好”，“自是以後，會伐同狩，與齊親好”，是“廢人倫、滅天理”，《春秋》屢書魯主王姬事，乃“正莊公忘親暱讎之大惡”。
《彙纂》特別錄入《胡傳》的解釋，與《日講》一樣，對胡安國的天理觀亦直接繼承。譬如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一條，《彙纂》錄入《胡傳》雲：
《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後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籲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桓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籲，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慾、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
此處即批評州籲弒君，宋殤公不恤衛之有弒君之難，而從邪說，“是肆人慾、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以天理來解釋宋殤公之舉。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彙纂》錄入《胡傳》雲：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逆之罪，深絕之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胡傳》指出，桓公書即位，乃著明其弒逆之罪，加以貶絕，以明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以天理解釋弒君之罪、討賊之義。
天王本一體
乾隆一直強調王權的至高無上性，他表示“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繫於君”，“朕為天下主，一切慶賞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採而用之，仍在於朕”，“國之統繫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則大統歸之”。在纂修《四庫全書》的同時，乾隆帝於乾隆四十年（1775）編《勝朝殉節諸臣錄》，對殉明臣子大加褒揚，次年，他又下令編輯《貳臣傳》，凡是從龍或降清之後忠清到底的，列入《貳臣傳》中的甲編，而在清為官，後來又心懷怨懟的，列入乙編，而接著細分，凡是降清之後又反叛的列入《逆臣傳》，不唯如此，同年下令在抄錄《四庫全書》時，所有記載關羽諡號的地方皆改為“忠義”。其在乾隆四十四年諭旨中，褒獎明季諸臣劉宗周、黃道周，說他們“意切於匡正時艱，忠藎之誠溢於簡牘”，著作中的違礙文字斟酌改易，不必銷燬，並且下令將他們的直言編錄為《明季奏疏》。乾隆帝始終強調君為天下之主，王權在五倫關係，包括君臣關係中居於宰制地位。
乾隆乾隆雖然承認其祖父康熙王奉天命的看法，但他進行了進一步的演繹，將天與王的關係看得更為緊密，尊王即尊天，旨在表明天王本是一體。乾隆在《御纂春秋直解》（後簡稱《直解》）中對“天王”問題進行了重新的理解。《直解》在解釋隱公元年中“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一條時雲：
系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欲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尊王，即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宰統百官，天子之卿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系仲子於惠公者，惠公寵仲子，若夫人兆禍端也。然究未立之為夫人，故止曰仲子，而隱公尋父志，而以其卒赴於王，成父過也。
《直解》以為經系王於天，一則表明王者當欽若天道，二則表明天與王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尊王即尊天，天王本來是一體的。《直解》還對書王不書天的地方進行辯解，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直解》雲：
屬辭之法，首舉王而事繫於下，則稱天王。其不稱天者，特文也。先舉其事，而不稱天者，恆辭也。此之王不稱天，恆辭也。蓋鄭罪本當治矣，諸侯同伐書會，用其師書以，王者天下之共主，則書從而已矣。
《直解》指出，按照屬辭之法，“首舉王而事繫於下，則稱天王”，此處不稱天王，乃特殊情形，原因在於首舉其事，罪在鄭國，為表明“王者天下之共主”，經於是書從。
乾隆與康熙不同，其已完全棄置了宋儒的看法，使王權不再受到天道的束縛。他在《直解》序文中即直言：
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榖梁》去聖逾遠，乃有墨守而起廢疾，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最為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傅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考衷也哉？
《直解》將《胡傳》與三傳之發展加以呈現，指出各自問題，接著批駁《胡傳》“傅會臆斷”。
在解釋《春秋》時，乾隆完全不再遵守康熙的理解，直接放棄宋儒的天理觀念。譬如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一條，康熙帝的《彙纂》錄入《胡傳》，批評州籲弒君，宋殤公不恤衛之有弒君之難，而從邪說，“是肆人慾、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以天理來解釋宋殤公之舉，而《直解》則說：
伐鄭之謀，發於衛州籲，弒君而求寵於諸侯，先序三國，惡黨賊也。宋公子馮出奔鄭，殤公乘州籲之請而以兵會懟，鄭之慾納馮而不忌州籲之為篡賊，其惡甚矣，故首宋。
《直解》與《彙纂》不同，雖然亦批評宋殤公乘州籲之亂而以兵伐鄭，然不採用《胡傳》天理觀的解釋。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彙纂》錄入《胡傳》，指出桓公書即位，乃著明其弒逆之罪，加以貶絕，以明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以天理解釋弒君之罪、討賊之義。《直解》雲：
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即位，何也？桓自正其即位之禮，蓋以罪歸寪氏，為賊已就討，又以嫡自居，本宜立也。聖人以仍舊史以著其實而其罪自定，且以見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廢職也，魯人之臣仇也。
《直解》雖批評桓公即位，乃“聖人以仍舊史以著其實而其罪自定”，然與《彙纂》不同，亦不採用《胡傳》天理觀的解釋。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彙纂》錄入《胡傳》，批評莊公與齊大夫會盟，以為經書公及大夫盟，乃譏其釋父怨親仇讎，進一步指出父母之讎不知怨，而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亦以天理解釋之。《直解》雲：
謀納糾也，齊大夫糾之黨也。二公子皆有黨盟者，黨糾不來者，黨小白也。書公即病公也，忘仇而納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義且失禮也。大夫不名，義繫於齊，不在其名也。
《直解》批評莊公，“忘仇而納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義且失禮也”，此與《胡傳》理解一致，然不採用其天理觀的解釋。
迎合者孔廣森
孔廣森對乾隆的旨意似乎早有領略，他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對“天王”問題的看法與乾隆保持驚人一致。在討論“（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對《公羊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孔廣森解釋說：
胡康侯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系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賞所刑，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
意思十分明確，系天於王，乃是定其名號，對天子的地位、職責、賞刑的合理性進行了解釋，也就說天與王是無法分割的整體。“（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廣森對《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孔廣森在案語中指出“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對桓公嚴厲斥責，將“無王”與“無天”聯絡在一起。
乾清宮在君臣秩序上，孔廣森極力強調尊王、尊君。如“（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廣森採胡安國之說雲：
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跡，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重，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
胡安國指出，此處君為獲，而不書師敗績，乃是君重於師，旨在表明“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是乃尊君也。又如“（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孔氏雲：
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方仲遂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胡安國認為，叔孫得臣卒不書日，乃是譏貶其與仲遂相偕行，強調“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亦是在彰顯君臣、父子、夫婦、適庶的人倫之間的尊卑秩序。
孔廣森乃曲阜人氏，為孔子裔孫，其祖父孔傳鐸襲封衍聖公，父親孔繼汾曾為戶部主事。孔氏自己亦平步青雲，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1771），後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檢討。可以說，孔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祿之人，其所堅持《春秋》中的尊王、尊君父的想法，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這個標準的。尊王、尊君父已經不是《春秋》中的歷史話語了，而是現實的政治話語，為滿人入關克服了障礙，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釋思路，這可以說是實獲清帝之心的。作為“食毛踐土”的一代，與清初士人於清廷採取反抗、不合作的態度有著絕大不同，孔廣森實乃轉向認同，甚至主動迎合清帝的“氣息”。孔氏不僅是一位有建樹的經學家，還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學家，尤工駢文。他的駢文《元武宗論》，嫻熟運用元代的各種史料，對清帝乾隆的“大一統”思想加以佐證。《元武宗論》裡面寫道：
古之王者因時以制禮，慮難以立經。承顓九世，非襲若水之降居，薦益七年，不慕陽城之謳域。一生一及，廢質家親親之法，三昭三穆，明文家貴貴之典。所謂設妃如廟，樹子如社，重齒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消闚競於未萌，期憲章於可久。不幸中葉震業，大寶陸沉，猶當上鑑夷吾唯卜貳圉，下徵靈武即禪宗儲，則英景之畔、肅愍之誅，不且可以免乎？故曰，《春秋》之義，先大一統，君而二統，未有不亂者也。
這篇駢文詞藻宏富，氣勢如虹，無非就是表達禮義、文教對國家安定的重要性，最後落到“《春秋》之義，先大一統，君而二統，未有不亂者也”一句上，猶顯孔氏對大一統、國君定於一尊的熱切企盼，其迎合、呼應乾隆的心理是不言自喻的。乾隆於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之亂，孔廣森隨即作了一篇頌聖的文字《武成頌》，其中寫道：
天子方講藝螭抝，修文虎觀，諮儒官於劉向，遣謁者於陳農。羽檄星馳，疊下五申之令，銅籤夜警，仍披二酉之篇，豈非天亶聰明，聖兼文武與？
孔氏盛讚乾隆的文治武功，刻畫出一幅神武威儀、勤政愛民的聖天子形象。孔氏汲汲於此，不惜筆墨維護乾隆的權威，此與其《春秋》中所要表達的意味是一樣的。不難看出，孔廣森是清帝不折不扣的迎合者。
在“天王”這一問題上，康熙強調，與天命、天道相比，王是居於下位的，也就是說王要奉天而行，要受到天的制約。在康熙的政治修辭中，王權並不是最高準則，要受制於天命、天道。康熙帝之所以強調王權受制於天，在於其接受了宋儒胡安國的傳統。在宋儒看來，天理是最高之準則，是要高於君的，作為理學的擁護者，康熙在解釋《春秋》時，尚且堅持宋儒的天理觀念，不時以天理為繩墨，來評定天子得失。
乾隆雖然承認其祖父康熙帝王奉天道的看法，但他進行了進一步的演繹，將天與王的關係看得更為緊密，尊王即尊天，強調尊王與尊天的統一，將王權與天命、天道密切綁在一起，進一步抬高了王權的地位。乾隆與康熙不同，其已完全拋棄了宋儒的看法，擺脫了理學的牢籠，使王權不再受到天道的束縛。孔廣森作為乾隆的迎合者，其在理解天王問題時，與乾隆保持高度一致，甚至不惜費筆墨去盛讚乾隆的文治武功。在清帝權力的圖景上，不是單線條的勾畫，而是複雜、多樣的筆調在穿行、挪移，除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武力控制，還有悄然無聲的知識解釋權的爭奪，而在這一過程中，卻不乏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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