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俠是遊離於國家體制之外有著獨特人格的特殊群體，於戰國時期開始興起，並在西漢時期達到了它的巔峰狀態。兩漢輪替之際，遊俠的身影依然十分活躍。東漢王朝建立後，隨著中央皇權政治的鞏固和遊俠生存土壤的變化，作為群體的遊俠日漸式微，然遊俠之風仍有存續。

時至魏晉南北朝，隨著中央政權的衰微動盪和地方割據的頻繁上演，雜以民族紛爭的波瀾壯闊

，遊俠又有了新的生長與活躍空間，遊俠再次興盛起來。

一、“俠士”與“俠風”

世殊時異，俠群體、俠氣質之所以能夠一直被需要、被呼喚，正是出於人類渴望被拯救的願望，對身處社會底層、見慣了“不平事”的百姓更是如此。任俠的特點是憑藉權威、勇力或財力等手段扶救貧弱，襄助他人。

俠義精神是俠義之士所公認的行為倫理和秉持的價值理念，民間常稱之為“義氣”。俠義精神、俠義倫理起源於原始正義觀念，即原始氏族成員所具有的相互救助，有義務為本氏族成員復仇的觀念。

原始氏族社會生活維持了萬年以上，即便在這種制度瓦解以後，這種觀念作為“集體無意識”而被一部分人繼承下來，成為了以“利他”為核心的俠義精神。俠自己內心喜歡“振人不贍”“排難解紛”的特性，才是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最大原因。“真是行俠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

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古俠自誕生之日起，就始終把超越具體行為的

“義”“節”“名”

等倫理規範作為自我約束和追求的崇高目標。

雖說對行俠過程來說，技擊水平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俠行能否成功，但武藝說到底不過是任俠的實現手段，“義”先“勇”後、輕死重交基本是不變的社會觀念。對於俠的判別來說，古人更注重的是他們在“俠客之義”方面是否具有突出的精神特徵，如輕生重交、趨人之急、不伐己能、以功見言信等。

如果一個武人，他所作所為處處以此為標杆，並能終生保持這種高風亮節，那麼他的圈子、地域、乃至整個民間社會都會為他賦予“俠”名，而他一旦獲得了這種社會角色認同，他的聲望將會遠超眾人，受到格外的敬重和權威影響力。

上古時代，初民們必須和大自然的惡劣環境作鬥爭，從而形成了濃重的尚武習氣，華夏民族性格中強悍的部分此時已初具雛形，在此基礎上，

“好劍之風”

經久不衰。夏商周三代以後，劍的實戰作用漸為其他武器所取代，但其作為遠古時期尚武精神的象徵意義被保留，為貴族和平民所共同喜愛。

在此社會心態下，形成了一些與劍相關的習俗。與東漢史書中那些“少尚遊俠，長乃折節”的記載開始變得不同的是，漢末魏晉時期的社會動亂中，世家子弟和文人墨客們開始自發或被迫地習武、崇俠、從軍，走入了武俠的行列，這是一次“價值取向的再選擇”。社會上相繼出現了一批以任俠起勢之士，如董卓、袁紹、袁術、張邈、甘寧等。

這些人物要麼年輕時就負有任俠之名，要麼身邊團結著一批身份為任俠豪客的追隨者，尤為惹人注意的是魏蜀吳三國的開國之君，也相繼曾以豪俠為號召，可見當時，任俠已成為一種頗有影響力的號召方式。

三分歸晉，復又分裂，這一長期而混亂的年代恰比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各領域發展的又一樞紐過渡期。在這“充斥著宮體與清談、陰謀與屠殺、侵略與叛逆”的年代，民族逃亡、遷徙、融合，“惡”的力量驅動著歷史的前行，經過東漢王朝的窮途末路後，封建制度在煉獄般的社會現實中竟煥發了新的活力。

成百上千桀驁不馴的俠士們在這一歷史舞臺上留下了活動軌跡，所不同的是，或垂名青史，或掩於塵埃。

二、魏晉南北朝的遊俠

魏晉之際的社會動亂為遊俠提供了生長的土壤，遊俠再次興起，並蔚然成風。遊俠不僅僅是活躍在文人的遊俠詩裡，更真實地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階層

。

總體來看有民間的遊俠也有身為官僚豪族的遊俠，在行為特點上繼承了漢代遊俠以來的傳統，實踐著急公好義，救厄濟困的仁義和輕死重義重然諾的行誼和羞伐能德的退讓君子之風，也保留了漢代遊俠以武犯禁、擅作威福的品行。

雖然被冠之以遊俠名號的人寥寥可數，但是遊俠精神卻是源遠流長，一批批任俠之士活躍於城市鄉村間，或扶危救困、或解人之急，或藏亡匿死、或替人復仇、或輕財好施、或廣交賓客。

在割據稱雄的三國年代，遊俠或者是任俠之士走進了戰場、走進了政治，任俠成為雄心者號召群力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組成一個個包括遊俠在內的軍事集團，並且發揚了任俠精神的忠義觀念，以此來維繫團結共求進退。

在玄學充斥的整個兩晉及南朝，並伴隨著朝代的頻繁更迭，以及遊俠入一世在精神層面和現實層面給世人的衝擊，就形成了一股任俠尚武之風，上至宗室、下至僚屬，多了一份浮華，卻少了一種真正的東西即遊俠的實質。

魏晉南朝時期，社會繼續動盪不安，內憂外患時刻困擾著統治階級，遊俠風氣繼續興而不衰，在上層社會，一些貴族公子，富家子弟受社會風氣影響，對自古而來的遊俠作為異常欽羨，他們紛紛竭力效仿俠的習性、裝扮，騎馬學射，鬥劍遊獵，以此來滿足對俠的心理嚮往，因此處處可見官宦子弟的慕俠行為。

權貴階層如此尚俠之風只是一個淺層面，更進一步來看，他們的行為確乎已內化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上流社會人物紛紛習武任俠，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任俠成為一些人獲得名聲的目的性行為。

上層任俠也頗多浮華之風，其實質遠離了遊俠的本質，我們很少能在兩晉及以後的史書中找到民間的遊俠，像李陽這樣的京師大俠也是一種官俠，戴若思在遇到陸機以後征戰沙場、立功顯名，劉宋的孟龍符，被委以要職，我們漸漸發現遊俠其實經過漫長的變化，由代表民間的社會力量向國家政權靠攏。

三、遊俠與豪族

北方經過十六國之亂後，最終走向了北魏的統一。但是北魏的統一併沒有帶來預期的安定與繁榮，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土地兼併嚴重，規模龐大的田莊和塢壁，搶佔民田，擴充蔭戶；世代相襲計程車族郡姓憑藉優越的身份聚斂錢財。

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吏治，如推行均田制、以三長制代替宗主督護制，並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政策，一時政治稍見起色。但至孝明帝以降，又趨腐敗，山東、河北各地百姓不斷起事，北魏很快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後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兩者經過短暫的對峙之後，以北周滅北齊，並最終以隋統一為終結。

因此，終北朝之世，伴隨人民的是政治的昏暗的政治，無止境的戰亂，豪暴貪婪無度的壓榨，整個社會充滿著紛擾離散的不安定因素。北方遊牧民族因地理條件和生存條件等原因而崇尚武力，可以說自古歷代皆然。

居無定所的遊牧生活，惡劣的生存環境，把

北方民族培養鍛造成崇尚英雄、尚武尚力的民族，因此在北方民風中充滿了一種彪悍之氣，自然對遊俠的活躍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北朝遊俠承接了漢代以來遊俠豪族化的趨勢，北朝時期的豪姓聚族為宗，勢力發展很快，

並且出現了兼具遊俠身份的豪族，這種現象的出現表明遊俠與豪族之問的共生關係更為緊密。遊俠與豪族地主的關係，自漢以來密不可分。

遊俠是遊離於王權支配秩序之外的，在王權的強力規制下，出路只有兩條，或者抵抗王權而最終滅亡，或者向權利靠攏，成為權利體系中的一員。

豪族型遊俠的發展在北朝時期表現得很明顯，北朝是宗姓豪族勢力急劇膨脹的時期，豪族中一些有能力的俠成為宗族鄉里的領袖，也即

“宗族首領之俠”

，這些人大都是豪族子弟，又具有遊俠的性質，在鄉里有廣泛的影響力，也承擔起對宗人的庇護責任。

他們樂善好施常常對鄉民進行慷慨救濟，而且在宗族百姓有難來尋求避難與庇佑時會予以收留；在戰亂中他們會起到多做保護鄉黨利益的事情，成為亂世民眾所依賴的核心，如救人於危難、組織本村本族的百姓抗擊盜匪亂兵的侵擾、組織武裝自保等等。

他們在鄉里享有很高的聲譽，號召力和組織能力很強，多被推為宗族組織的首領。在動亂的社會中率領宗族百姓尋地遷居避亂，常常是舉足而遷。他們一方面率領宗人保衛自己的家園另一方面參與到與鄉里秩序的管理。

結語：

俠士和俠風，途經秦時明月漢時風，蔚為大觀，但隨著歷史程序的發展，其思想核心、行為動機、行為模式、身份地位不斷髮生變遷，如從獨行的遊俠到群聚的匪盜；從劫富濟貧到王霸一方；從功成身退到追求名利；從下層武士到權貴豪家再回到世俗綠林等等都顯示出俠的演變軌跡，展現了中華民族性格自我設計和自主選擇的曲折道路。

參考文獻：

《史記》

《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