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改京師中都（北京）為元大都，兩都巡行制正式確立。忽必烈在幾年前就已將都城遷往北京，他原來的都城是上都和林（今蒙古哈拉和林），遷往北京後，他並沒有將舊都棄之不顧，而是每年都要來此住上一段時間。隨著北京被抬升為大都，這種兩地間的巡行有了更重要的政治意義，它標誌著兩都巡行的新制度，最終得以確立。北京是由忽必烈的謀臣劉秉忠主持設計的，作為入主中原統一全國的新都城，遷都到此的忽必烈為什麼不辭勞苦，每年都要往舊都和林走一遭呢？事情得從北京面臨的經濟問題說起。

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遷都北京後的忽必烈，政治雄心暴露無遺，那就是統一全國。謀臣劉秉忠進言說，統一隻是時間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治理國家，以前是在馬上打天下，今後卻不能在馬上治天下。忽必烈詢問，那該如何治理呢？劉秉忠說，國家和百姓本就來是一個整體，如果想要國家富強，就需要百姓先富強。百姓富強的辦法也很簡單，那就是開闢田地，重視農業生產。忽必烈說這個不難，他很快下詔說，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糧食為天，今後要以農桑為首。詔令雖然頒行全國，但地方官施行起來，麻煩可不少，遇見麻煩的人是濱州（今山東濱州，在元代和元大都同屬於中書省管轄）知州姜彧。姜彧來濱州上任的時間不長，他很快發現朝廷的詔命，不但沒在濱州實行，反而在朝反方向發展。蒙古入主中原後，很多部隊駐紮地方維持穩定，濱州就是其中之一。因為蒙古士兵的生活習慣和漢人截然不同，平時主要吃的是牛羊肉，而不是糧食，所以對務農的詔書根本不在意。

蒙古騎兵

蒙古騎兵畫像姜彧來到濱州時，很多蒙古士兵為了養馬侵佔百姓的田地，把原來種糧食的土地都改種牧草。還有一些故意搗亂計程車兵，每次騎馬都會故意損壞莊稼，老百姓到衙門口來找姜彧告狀。姜彧一看這了不得，趕緊給朝廷彙報情況。接到姜彧的奏疏，忽必烈的動作也很快，他馬上派出官員來抓違法亂紀侵佔良田的人，濱州蒙古士兵為了養馬毀佔民田的事情，得到了遏制。濱州養牧馬佔良田的事，雖然得到了暫時控制，但農牧矛盾很快就成了新都面臨的經濟重症。有一天，蒙古官員來給忽必烈彙報，說能不能把京城郊外的土地用來養馬。忽必烈詢問原因，蒙古官員們說，京城養了幾萬匹馬，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牧草，可現在很多地都種了糧食。忽必烈聽了有點動搖，他覺得京城的牧區確實少些。蒙古以弓馬得天下，要說為了種糧食務農，連馬都不養了，也說不過去。於是忽必烈點頭同意，他的謀臣劉秉忠也沒敢反對。

劉秉忠一生清廉

劉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劉侃，法名子聰，字仲晦，號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臺市）人［1］，祖籍瑞州。大蒙古國至元代初期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

這時候，忽必烈的皇后察必來了，她假裝責備劉秉忠說，你是漢人裡邊最聰明的人，說什麼皇帝都會聽，為什麼不勸他呢？如今京郊的土地已經準備用於屯田了，怎麼能無端改變政策？皇后的話起了作用，忽必烈沉默了一會兒，叫人追回了圈地養馬的命令。蒙古官員要把農地改為牧區，是他們反對農本政策，但京城養馬牧草短缺，也確實是比較棘手的問題，漢人的農業經濟和蒙古的畜牧業之間能不能找到平衡？忽必烈想到了兩全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在大都北京和舊都和林之間每年往返。每年二三月份，北京農時開始的時候，忽必烈就帶著朝臣和軍隊趕往和林，在和林住上半年，在那裡放牧養馬。等到八九月份，北京的農時過去，忽必烈再命人帶著過冬草料返回北京，冬季到次年開春的草料也得到了解決。這樣一來，北京的大部分土地可以用於農耕，而朝臣、軍隊和蒙古貴族跟隨皇帝在農忙時離開北京，也避免了軍隊和蒙古貴族對民間田產的侵佔，對民間農業生產的干擾。忽必烈到和林後，發現每年的巡行不但能解決經濟問題，政治意義也不小。寄居和林的蒙古貴族紛紛參見，忽必烈對其大加封賞，並舉辦各種祭祀活動，大大提升了統治集團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