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第一霸齊桓公樹起“尊王攘夷”的旗幟，雖然不是每次發動戰爭都得到周天子的允許，但都要倚重周天子的名號，也都師出有名。

比如，齊師討伐楚國，雙方首先就戰爭正義性的問題，展開了交鋒。

《左傳》：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徵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楚國使者質問齊軍憑什麼侵略楚國。管仲給了三條理由，首先他辯稱，召公給予了姜太公征伐諸侯的權力，並有明確的範圍；其次是兩個具體的原因，一是楚國沒有按時向周天子進攻茅草，導致天子祭祀無法進行；二是周昭王南征至今沒有回去（其實是淹死了）。

到了戰國，周天子已經成了傀儡，諸侯之間相互攻伐，根本沒有把周天子放在眼裡，甚至大夫興兵也不少見。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荀子也只能承認現實。

但荀子仍然試圖規範君主的戰爭行為，因此，他認為君主是主導戰爭第一位的因素，將領帶兵打仗是第二位的因素。

君主賢能則國家治理有序，君主無能則國家動亂；君主推崇禮義則國家治理有序，君主不注重禮義則國家動亂。國家治理有序，則軍隊強大，國家動亂則軍隊疲弱，國家政治是否穩定是軍隊強弱的根本。

一句話，政治決定軍事，君主決定政治。

作為國家的君主一定要給官兵以信心，覺得國家的未來有希望。君主值得仰仗，則官兵願意效力國家，反之，則官兵不肯出力。官兵願意效力則軍隊強大，否則就會疲弱，官兵是否願意效力決定了軍隊的強弱，這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如何能讓官兵拼死效力國家呢？應該論功行賞，但不能唯軍功論，禮義始終是第一位的，因此調動官兵的積極性有上中下三策。推崇禮義，勉勵軍功，這是上策；重視禮義，強化獎罰軍功，這是中策；輕視禮義，只追求軍功，這是下策，如何處理軍功與禮義的關係直接影響軍隊的戰鬥力。

影響軍隊戰鬥力的還有其他許多因素，就正反兩方面比較而言，以下是一般的規律：

君主喜歡賢人則強，忽視賢人則弱；君主愛護人民則強，不愛護人民則弱；君主的政令言出必行則強，朝令夕改則弱；人民團結一心則強，民心不齊則弱；獎賞慎重則強，獎賞輕率則弱；刑罰莊嚴則強，以刑罰凌人則弱；裝備充足精良，保養維護良好則強，裝備粗劣，保養維護差則弱；謹慎用兵則強，輕率用兵則弱；號令統一則強，政出多門則弱。

三灣改編為什麼在我軍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它賦予了我們的軍隊以靈魂，從此我們的軍隊就是一支新型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徹底與軍閥劃清了界限。

軍隊雙首長制已經成為我們的特色，也是這一思想在組織上的具體體現，我們只打正義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