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是民間社會秩序的重要形成機制，透過契約形成的社會秩序，是一種進步的社會秩序型別，以平等、自由為基礎，以自願、協商、合意為形式。

契約主體之間基於平等，和自由意志而達成合意，並自願受其約束、履行承諾，由此形成的秩序型別是對暴力、強權、特權的否定，因此，契約關係的發達程度，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

元代的契約關係也是功能性的，以解決問題、滿足需要為限，進而也是簡單的，其中往往並不涉及，多少複雜的契約權利義務關係。

為了鞏固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與政治統治，國家進行了調整，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協調，在此基礎上，國家法首先著重對田宅的買賣、典賣、租佃與租賃交易以及借貸交易中的契約關係，進行規範和調整，其次是奴婢、馬牛等大宗商品的買賣，再次是對車船運輸行業，契約關係進行一些強制性規範。

至於民間社會廣泛存在的析產、分業、換地、劃界等不動產產權關係契約，租賃、僱傭、承攬、合夥等日常商品經濟中的契約關係，政府一般並不加以干預，從而使其只以民間事實，契約關係的形式而存在。

在契約關係的地位和效力方面，筆者在研究中發現，有些事實上的契約關係，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其效力也往往因此處於不確定的狀態。

稱其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一方面是指國家雖有法禁，但無實效，呈現出紙面層次的立法，與實踐層次的活法的背離；另一方面，是指很多非法的契約行為，以各種方式去遮掩，採用了間接的、隱蔽的形式，從而呈現出合法的表象。

典型的，一是是民間大量存在、頻繁發生的各種形式、不同層次的買賣卑幼親屬的契約，二是各種高利率的借貸契約。若民不舉、官不究，由於情勢所迫和觀念上的認同，其效力就民間社會中得到維繫；相反，若遇有人告發、官府追究，則會由於國家法律與政策的干預，而使其效力被否定。

更有甚者，有些合法的交易契約，在某些特定情勢下，其效力也會遭到來自，國家公權力的干預和否定。其典型體現，一是在借貸契約關係領域，國家對私債的強制免除和延期履行，二是在租佃契約關係領域，國家下達的強制減租法令。這表明，元代契約法的基礎是權力型秩序理念，而非權力型秩序理念。

因此，可以說，任何契約的效力，都不是百分之百確定的，都可能面臨來自國家公權力的強制干預，只要國家權力執行者認為有必要，或者認為其不合理，就可以取消或變更其效力。

以元政府關於契約效力的一次決策過程為例，來觀察國家法與民間契約的關係。針對探馬赤軍人，將國家撥付的草地典賣與人的現象，樞密院為了維持軍人當役的經濟實力、維護軍隊穩定，曾向元廷奏請地歸原主，且不還價款。

監察官員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既會導致社會交易秩序混亂，也大大損害買主利益，主張出典草地者仍以原價收贖，出賣者仍令買方為主。

元朝主要政府機構在此事的決策中，實際上是承認、維持了探馬赤軍人出賣、典質草地交易契約的效力，維護了交易安全和秩序。實際上，這反映了元代的契約法，在觀念和理論上的特點。

以上事例說明了國家法與契約之間關係的主要方面，那就是，契約的效力基本上，是得到國家法律的確定，與認可的。國家及其所掌握的法律與政策必然要基本認可，與維護民間契約的地位與效力，二者之間呈現出互動性、一致性，這是由契約的功能與國家的功能，在維護社會秩序上的一致性所決定的。

早在春秋乃至西周時期，人們就認識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結信而止訟就是中國傳統契約的基本功能，必然內涵著社會關係的協調，與社會秩序的維繫。

而國家，其關注的核心是政權的穩定統治，和社會的基本穩定，因而重點在國家官僚行政系統的執行，和嚴重危及社會秩序的謀反叛亂、奸盜詐偽、人命重案方面立法定製，從而導致公法的發達。

至於婚田錢債”一類民間細故”，國家恐怕不想管、也無力管，儘量交由民間或基層自行解決，恰好可以利用民間契約機制，來締造和維繫民間社會秩序，國家要做的就是認可民間契約的效力，並在司法方面對其予以支援，聽訟時以契約作為重要依據。這一方面導致了民事立法的薄弱，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民事法秩序的民間性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