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楚國由最初的“不與中國之號諡”逐步向“觀中國之政”轉變。楚國自楚武王之時起，由丹淅水流域進入江漢之間；自楚文王之時開始，楚國再從漢水流域北上透過方城進入中原爭霸。整體看來，楚國在春秋時期的發展似乎一直處於不斷對外擴張之中。但是實際上看來，楚國在春秋之時的對外擴張並不是鐵板一塊，其中包含有地域性的分野和時段性的分野。從地域性上來看，楚國的對外擴張中包含著對地理狀況的充分利用以及對地緣形勢的充分考量。
楚武王之初，楚國在丹淅水流域的群山之中，向東進入南陽盆地的道路被周王室所置的申、呂之師所阻擋。楚國需要找到一塊較為平坦肥沃的土地作為立國之本，於是楚武王深入江漢之間進行開拓。且江漢之間各方國的規模與實力均不及中原各國，因此楚國進入江漢之間更容易獲得立足。在江漢之間紮根之後，北上進中原就成為了下一目標。面對實力較強的中原各國，擁有一條可以進退自如的通道便成為了對外擴張的基礎，方城道正與之符合。
中原各國尤其是齊國、晉國的爭霸
楚國並未能完全佔據優勢，且多次在方城外受阻。因此，新的擴張線路便隨之而生。楚國自淮水上游而下，以淮水和大別山北麓為依託進入江淮下游與吳國爭霸。從時段性上來看，楚武王時期楚國致力於在江漢之間開拓；楚文王至楚康王時期楚國致力於在方城外的經營；楚成王至楚康王時期，楚國致力於淮水流域與長江下游的開拓。後兩個時間段有重合的部分，其重合的時間部分也是方城路線與淮水路線的互補時期。
此外，後兩個時間段均包含部分漢水流域的擴張線路，以及楚國西陲與秦國、周王室的路線。整體看來，楚國擴張線路的地域性與時段性特徵也符合春秋形勢的不斷變化。楚武王開拓江漢之時，中原處於鄭國小霸時期。楚文王出方城進中原之後，前赴後繼的齊、晉包括短暫的宋分別稱霸，楚國與之不斷衝突。而至春秋後斯楚國在淮水流域與吳國爭霸之時，中原各國也沒有一國獨霸，春秋戰爭的重點轉向了江淮流域的楚吳爭霸直至吳越相爭，春秋時期也隨之結束。
楚國在春秋時期擴張線路的研宄有如下意義：
１．藉助楚國在這一時期對外擴張線路的發展變化，有助於反映春秋時期列國關係與形勢的演進過程；２．對楚國對外戰爭和擴張線路的分析，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更深入地認識春秋時期楚國在地緣政治之下對外擴張策略的形成與變化，幫助我們正確勾勒楚國發展的全貌；３．透過對楚國這一時期對外戰爭中擴張線路和地名考辨的研宄，豐富並完善春秋時期楚國地理和楚國史的研宄；４．透過研究地形地貌對楚國擴張線路的影響，有助於分析地理因素在歷史學研宄中的角色定位。
研究方法
１．對傳世文獻中的楚國有關部分進行編年整理，並詳細分析，把握春秋時期楚國發展的基本脈絡和主線，解讀楚國史中的重大事件，有利於把握整個發展過程中的特點。２．充分運用出土材料，去偽存真，對傳世文獻的內容進行補充與考訂，運用到論文中。３．運用《左傳》的各個版本對於地名的註釋，和《水經注》、《漢書地理志》等後世地理文獻對春秋時期楚國史事中的地名進行進一步的考辨。４．對現實中所涉及的楚國活動區域的地形地貌進行考察，並將其與文獻中的地名和交通路線相結合，提出基於現實地貌的擴張線路的新觀點。５．本學位論文中出現的地圖以騰訊地圖中的地形圖為基礎底稿，並根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對河流和其他各個地點進行繪製。
楚武王之前的楚國史
熊繹始封之前的楚國史楚國作為南方大國，雖然僻居江漢之地，距中原地區甚遠，然而楚國先祖與中原並非毫無關聯。可以明確地是，將楚國的歷史上溯至祝融是毫無疑問的。《史記楚世家》雲：“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藜，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包山楚簡中也有：“舉禱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胖“的說法。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也稱：“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楚國因封國夔國不祭祀祝融和鬻熊而責備之，並在隨後起兵滅夔國。由此可見，祝融在楚國人心目中是一位地位崇高且不可冒犯的先祖，楚國甚至可以以祭祀祝融之事為藉口行征伐之實。《國語鄭語》也雲：“（楚）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由此可見，祝融為楚之先祖是沒有疑問的。祝融後代陸鍾生子六人，“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其中第六子為季連，羋姓，乃是楚國的直系先祖。
祝融其後有八姓
“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壇姓鄔、鄶、路、倡陽，曹姓鄒、莒，皆為釆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閩羋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當塗說自漢代以來一直備受質疑，且當塗距離西周活動中心較遠，也與楚人在西周時期的各項活動的地點相距甚遠，基本已被學界所拋棄。而秭歸說隨著建國以來考古探索的不斷進步也被拋棄。
自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來，在秭歸縣以東約５公里的鰱魚山一帶發現了一處商周遺址。考古工作者一開始認為秭歸縣鰱魚山就是楚都丹陽，但是隨著更為詳盡細緻的考古工作的進行，秭歸縣以東的鰱魚山遺址逐漸被認為是商代至西周時期鄂西地區一種與巴蜀文化關係密切的文化遺址，而不是楚都丹陽。
結語：
目前，丹淅說和枝江說都成為了丹陽地望的主流說法。石泉先生經過細緻的考證，認為西周早中期的丹陽應該在丹江上游的今商縣盆地，西周晚期遷徙到丹、淅一帶。最後，鬻熊之時在丹淅，熊繹之時則遷至雎山和荊山之間的今湖北省南漳縣附近。枝江說也被黃盛瑋先生逐步鎖定在枝江與當陽一代的季家湖古城遺址。俞偉超先生也認同枝江說，並認為“熊繹闢在荊山”的“荊山”應該是當陽至枝江一代的平原地區。近年來，隨著簡牘研宄的深入丹淅說越來越被更多地人所接受。當然，楚都丹陽地望問題的最終解決有賴於更多新材料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