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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變局。以前北方遊牧民族曾經屢次征服華北半壁山河，卻未能平定江南，一統華夏。
而元朝則是第一個遊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
元朝的統一中國，一方面結束了晚唐以來四百年的分裂與擾攘，另一方面卻對中國——尤其是江南——的文化與社會秩序造成甚大的衝擊。
一、元初時宋朝遺民的遭遇
古來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蒙古人與漢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對中原傳統尊崇最少。蒙古滅金之際，華北遭受兵之害極烈，當地社會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壞，漢族文人甚至有“天綱絕，地軸折，人倫滅”的毀滅感。
忽必烈即位後，元朝政府表面上已採行漢制，但對中原文化及社會傳統的尊崇仍多侷限。
元廷對各民族文化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各種思想與宗教不偏不倚，並予尊榮。儒家思想遂由“道”轉變為許多“教”的一種， 而儒士不過是一個受到優崇的“身份群體” 而已。
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問題上面臨兩大困難：
第一，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當時所謂“根腳”。
此一“根腳”取才制，與唐宋以來中原取士以科舉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說南轅北轍，大不相同。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復科舉制度，漢族士人遂喪失此一主要的入仕管道。
第二，元朝為鞏固其統治，實行民族分化，乃根據民族差異及歸降時代先後，劃分人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賦予不同待遇。
在此族群等級制之下，南人地位最為低下，仕進最為困難。
伐宋戰爭中，元廷為求速勝而採取招降政策，降附官員皆優予高職。但是，元廷對南人極為猜忌，而北方漢人對南人亦甚歧視，多方排擠，至元十五年（1278）即有詔汰江南冗官及“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
南宋降官紛紛罷職，此後不僅“北方州縣並無南方人士”，而江南地方官亦多北人。
南宋遺民謝枋得、鄭思肖說元朝法律規定“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這種說法並不可靠，或許是一種社會傳聞，但這種傳聞反映出江南士人所面臨的問題及其集體心理。
總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隱問題上所牽涉的不僅是有無出仕的意願，而且亦是機會問題。
在出處問題上，江南儒士亦面臨兩種思想的新壓力：
第一，兩宋忠君觀念的絕對化。
古代孔孟倡導有條件的忠君觀念，有如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人臣沒有為一族一姓竭盡愚忠的義務。兩宋時代，此一觀念為絕對忠君觀所取代，其形成與宋代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化相平行。北宋司馬光首倡尊君之論，認為君尊臣卑，“猶天地之不可易也”。
程朱理學更使君臣大義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視君臣關係為綱常中最重要之環節，
“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可見君臣關係一經形成，永不可變。即使朝代變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絕對化的忠君觀念。五代馮道之歷事四朝，便受到宋儒歐陽修等人之強烈指責。為朝廷守節遂成為人臣應盡的義務。
第二，夷夏之辨思想的制約。
先秦儒家提倡尊王攘夷，嚴夷夏之防。但是先秦儒家區別華夏、夷狄之主要標準是文化，而不是種族，即所謂“進於夷狄則夷狄之，進於華夏則華夏之。”這種文化主義的夷夏觀對外族統治並不強烈排斥，其所關注的重心在於勸說征服者行道。宋朝理學家大體接受這種思想，於夷夏之防並無多大發揮。
南宋時代，國勢不振，飽受外族侵凌，文人之中，愛國思想頗為高漲。
少數學者如功利派之陳亮，更發展出類似近代民族意識的觀念。他揚棄儒家傳統的文化普遍主義與天下觀，而認為“中國”即漢族，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會也，衣冠禮樂之所卒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
換言之，中國為一具有共同土地、血緣、歷史、文化的民族，因此他對夷狄具有強烈排斥感，也猛烈批評主張與金朝媾和學家。
二、元初宋朝遺民的型別
宋亡之後，遺民之多，超越前代。《宋史·忠義傳》記載忠義及遺民一百七十四人，與《新唐書》、《舊唐書》比較多出五倍。而清敕編《古今圖書整合》更載有宋朝遺民七百人事蹟，人數之多，僅次於清初的明朝遺民。
元初遺民政治態度強弱不一，相去甚遠。大體可分激進、溫和與邊緣等三型：
1、激進型
激進型的遺民多系由宋末力抗元軍的忠義軍轉化而來，且多與奮戰江、浙、閩、廣的義軍領袖文天祥素有淵源。
宋亡之後，因受文氏“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榜樣”精神的激勵，而抗節不仕，成為遺民。這些由“忠義”轉化而來激進型激進型的遺民多系由宋末力抗元軍的忠義軍轉化而來，且多與奮戰江、浙、閩、廣的義軍領袖文天祥素有淵源。
宋亡之後，因受文氏“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榜樣”精神的激勵，而抗節不仕，成為遺民。這些由“忠義”轉化而來。
與文天祥有關的激進型
謝枋得(1226―1289)，信州弋陽人，宋寶祐進士，為文天祥之同年。國亡，遂隱姓埋名，賣卜江湖，達十年之久。
元廷五次徵召，皆不應，坦言自己“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某願一死全節矣，所恨時未至耳”。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派人強行押解北上，枋得以死抗爭，終至絕粒而死。明劉偶序其《疊山集》雲：“公之為文，一字一語，悉忠孝所發。”
謝翱(1249―1295)，建寧浦城人，以布衣追隨文天祥轉戰南北。宋亡，棄家遠遊，家產散盡。
在十七年遺民生涯中，始終不改冠服，且終身不用元朝年號。
每遇天祥忌日，必召集同志，登高哭祭。撰有詩文多篇悼念天祥，如《哭所知》、《西臺哭所思》、《西臺慟哭記》等。張丁《西臺慟哭記》說：“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
換言之，謝翱所表達對天祥的感情，實是對宋室乃至國家民族的感情。
與李庭芝有關之遺民
龔開(1222一1307)，為山陽人，曾參李庭芝幕，與陸秀夫為友。宋亡後，先後居住於杭州及平江。
曾撰《陸君實傳》與《文丞相傳》，顯然亦以忠義之文獻自任。龔開為名畫家，尤善以畫馬來表達他的遺民思想。其名作《瘦馬圖》中立一骨瘦嶙峋卻是姿態莊嚴之瘦馬，藉以表示他雖一貧如洗，卻富有高貴之抗議與抵抗精神。
在以上諸人外，鄭思肖(1241―1318)雖未參與抗元戰爭，卻是態度最為激烈的遺民。思肖為福建連江人，宋太學生。
宋亡後，寓蘇州佛寺，與世隔絕，終身不娶。他坐臥不向北，聽見人說北方話便掩耳疾走，以示決絕。善畫墨蘭，亡國後畫蘭不畫土，根露於外，人問其故，思肖答曰：“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他生平以道義綱常自勵自期，忠於父君，終身不放棄復國希望。如其詩句雲：“不信山河屬別人”，“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夢中亦問朝廷事，詩後唯書德祐年”，“此身不死胡兒手，留與君王取太平”。
思肖為宋守節，雖然主要出於君臣倫紀的觀念，他卻是宋朝遺民中最具種族意識的，在《心史》一書中表露無遺。
他將韃子比擬為豬狗，“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慾，罔所不至”。所撰《古今正統大論》中，認為夷狄不能建立正統王朝：“中國之事，系乎正統，正統之事，出於聖人。”
“君行臣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君臣華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寧可紊哉!”這種以嚴格華夷區別正統與非正統的思想，在當時並不多見。
2、溫和型
“溫和型”的遺民多未曾參加抗元的實際行動。宋亡以後，守節不仕，或以詩詞書畫寄寓懷抱，或則家居著述，弘揚學術，或則寄身方外，以求解脫，對宋朝皆心懷忠愛，卻無激烈行動，茲分述如下：
詩人詞客
遺民中著名之詩人詞客，除去前述之謝翱、謝枋得、鄭思肖外，尚有林景熙、汪元量等。
林景熙(1242-1310)，溫州平陽人，宋季以太學生入仕。
宋亡後，番僧楊璉真伽發宋陵，景熙與唐珏等冒死收拾宋帝后遺骨，並加以遷葬。其《白石樵唱》中諸詩，如“江湖有夢追前事，天地無根笑此生”，“江湖舊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多是抒寫故國之夢的傷心事。
汪元量，錢塘人，以琴藝供奉宋廷，臨安陷落後，隨謝太后北徙元京，在大都居住十三年。
後自請為道士，因得南歸，遁跡於湘、蜀、贛、浙之間，不知所終。其《湖山類稿》中諸詩對宋王朝的覆滅作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反映，舉凡“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一一形之於詩”。可以說是宋朝亡國的傷心史。
書畫名家
錢選，吳興人，鄉貢進士出身，以善繪事而負盛譽，與趙孟等號稱“吳興八駿”。
趙孟頰等應詔人仕，而錢選卻是“不管六朝興亡事，一樽且向圖畫開”，甘心“隱於繪事以終其身”。從此成為職業畫家，人物、山水、花鳥、鞍馬等，無不擅長。據石守謙說：“錢選的畫作不僅僅是他個人獨特情性的記錄，更捕捉了南宋隱逸文化的最後一縷芬芳。”
博學鴻儒
不少宋代士大夫於亡國後，居家不出，從事學術著作，以儲存歷史文化與弘揚民族精神為職志，成就最大者有王應麟、胡三省、馬端臨及金履祥。
四明王應麟及天台胡三省二人為師生。應麟於宋季辭官歸裡，即不復出，著有《漢制考》、《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及《玉海》，殊為博學。三省為文天祥同年，宋亡不仕，著有《資治通鑑音釋》，所著頗富微言大義，既著重君臣倫紀，亦強調夷夏之辨。
馬端臨，饒州樂平人，宋末右丞相廷鸞之子。
國變之後，隨父隱居，以二十三年時間完成《文獻通考》，為一制度史皇皇鉅著。而金履祥為金華人，宋亡後隱居婺州，所著書一概採取干支紀年，不書元朝年號，自序所著《通鑑前編》說：“幸而天運迴圈，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
其渴望民族復興之情，躍然紙上。
總之，遺民著述多在史學範疇之內，或重倫理綱常，或重夷夏之辨，其意皆在檢討當時之世變。
方外之士
宋亡後，少數士人更隱身方外。如馬臻，於宋亡後遁入道門，隱居西湖之濱，日與遺老接，於清虛淡泊之中，深寓亡國之悲。
又如鄧牧，錢塘人。宋亡後隱居餘杭洞霄宮，自號“三教外人”，以示沖決一切網羅的獨立性。所著《伯牙琴》，對專制統治嚴詞抨擊，幻想恢復堯舜時代“君民相安無事”的社會，可說具有民主及無政府思想。
亦為經歷世變後對傳統政治的大膽檢討。
3、邊緣型
“邊緣型”之遺民，乃指其人政治態度模稜兩可，雖然忠於宋室，卻不排斥元朝統治，亦不避諱與北人為友。
而且政治行為前後不一，或是先歸隱山林，而後出仕元朝；或是先歸順元朝，卻又罷官歸田，並不失遺民情操。茲以周密及方回為例說明。
周密，吳興人，出身仕宦世家，宋末仕至義烏令，宋亡時家產盡毀，一度貧病交加。
但因親戚支援，得以寓居杭州並維持豐足生活。自此不再出仕，甘為遺民逸民，而以山水、書畫、吟詠、著述自娛。
他很有才華，不僅工於詩、詞、書、畫，而且精於文物鑑賞，也是野史、筆記的作家。並因建立廣大的社會網路，成為南北混一後杭州文人圈的中心人物。
一方面，他與各地遺民互通款曲，保持密切聯絡；另一方面，卻又與仕元貳臣及南下各族官員頗多往來。
甚多遺民，皆因周密之介紹而出仕元朝。加拿大學者謝慧賢（Jennifer W。Jay） 認為：周密雖為宋朝遺民，但其決定退隱乃系因其家族歷代仕宋，不可背棄，並須儲存其文化，而與反對異族統治無關。
周密所言所行，對於元朝統治不是消極的抗議，而是微妙的包容。
方回於德祐二年(1276)降元，任建德路總管，五年後即罷官歸田。在以後二十多年中，他客遊四方，在其詩詞中經常傾訴故國之思，所反映的是一種遺民的感情。
周密與方回的遭遇及行為雖然不同，但與典型的遺民與貳臣相較也頗有不同。他們都可說是徘徊於綱常及現實之間，結果卻大不相同，周密可說是左右逢源，方回則是進退失據。
三、改仕新朝的貳臣
宋元之際，抗節不仕的遺民固然甚多，改仕新朝的貳臣為數亦不少。元軍平定江南之時，大兵所至，宋朝守土武將文臣望風降附者比比皆是。宋亡後，或受元廷徵召，或多方鑽營以求入仕的宋臣也大有人在。
日本學者植松正《元代江南地方官之任用》一文，曾分析南宋進士人元后的政治動向。現有史料可稽之一百五十一人中，退隱不仕者八十四人(55.6%)，出仕元朝者五十七人(37.8%)，動向不明者十人(6.6%)。而在出仕元朝之宋進士五十七人中，二十二人僅擔任學職。
而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則對所輯得宋理宗、度宗二朝進士在宋元之際的動向作出統計：
以身殉國者七十一人（21。65%），入元隱遁不仕者一百七十四人（53。05%），歸降及出仕元朝者八十三人（25。3%）。兩者的統計類別不盡相同，結果亦有差異，但可看出易代之際，殉國及甘為遺民之進士固然甚多，出仕新朝者亦有不少。至於不具進土資格之宋朝官員在鼎革之後，仕隱之間的比例現尚不可知曉。
出仕元朝的宋朝士大夫中，以下數人地位較顯，官職較高：
留夢炎(1219-1299)，淳祐四年(1244)狀元及第，官至左丞相，和文天祥一.樣，為地位崇高之“狀元宰相”。
德祐二年（1276）宋廷降元后，衢州破，夢炎亦降。仕元為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
程鉅夫(原名文海，1249一1318)，江西建昌人，因叔父宋建昌通判程飛卿降元，人為質子，因得忽必烈之賞識而受重用。
“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先後歷仕四朝，在南人文士中，最受元廷信任，“混一以來，朔南之士，一人而已”。至元二十三年（1286），巨夫奉詔求賢於江南，薦趙孟、餘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於朝，忽必烈皆加任命。因而，程鉅夫可說是元廷對江南士大夫的統戰專家，也是江南民瘼的代言人。
趙孟(1254一1322)，為宋朝皇室近支，太祖十一世孫，宋末任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後，閉門讀書。
因得程鉅夫推薦而出仕元朝，深受忽必烈之喜愛與敬重。先後歷仕五朝，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為最高文學侍從之臣。
葉李，杭州人，宋京學生，曾伏闕上書，攻擊權相賈似道，因而下獄，並贏得直言說論的美名。宋亡後，隱居富春江上。
忽必烈聞其名，屢加徵召，李不得不出仕元朝，頗受重用，官至中書平章政事，為忽必烈朝中最有實權的南人士大夫。
為何不少江南士人不能守節而改食元祿？
張宏生《感情的多元選擇-―宋元之際作家的心靈活動》中，認為宋朝士大夫之出仕蒙元的原因大約有四：
（1）權變之策：在元朝強大軍事壓力下，宋朝守土官員不得不開城降敵，以求保全一城百姓。
（2）政治壓力：元廷下令徵召，無法拒絕。
（3）生計壓力：不少士人因家貧親老，為飢寒所迫，而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
（4）為改變社會待遇：取得學官、儒戶之身份，以求豁免差徭，並“少避嗇夫、亭長之訶辱”。
在這四點原因中，第(1)、(2)可說是迫於政治大情勢的改變，第(3)、(4)則是出於經濟現實的考慮。但在政治壓力方面，不能排除功名富貴的因素。
留夢炎之降元固是為了身家性命、功名利祿；趙孟之應詔何嘗不是如此？據說，宋亡後，孟居家讀書，其母說：“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
經術文章原是漢族士人功名利祿的敲門磚，並不因由夏人夷而改變。趙孟如此，甚多江南士大夫亦是如此。
出仕元朝的貳臣，大多以天命歸元及元朝統一天下的功績，為背棄宗國、出仕夷狄作辯護。程鉅夫便屢屢稱頌元朝“以神武不殺定四海”，“以仁得天下”，而元朝之“剪金茹宋，討服內外諸國”，是“有大功德於天下，而天之所以愛斯民也”。而趙孟以宋朝宗室的身份，卻認為元朝滅宋是天命攸歸。
貳臣大多忠心元廷，而少有故國之思。程鉅夫、留夢炎都為元廷推薦賢才、鞏固在江南的統治，作出甚大貢獻。
葉李以廉價剛直見知於忽必烈，擔任平章政事時，對權臣桑哥之虐政匡正甚多。即連趙孟亦對忽必烈懷有知遇之感，人朝之初，說竭盡忠誠。但因所任多為閒職，不能一展抱負，唯有寄情於詩文書畫。
總而言之，面臨宋元之際翻天覆地的變化，江南士大夫作出迥然不同的反應，有的基於“君臣名份”或“春秋大義”而遁居山林，為故國守節。有的則以“順從天命”或“得君行道”為名而改仕新朝。
“遺民”與“貳臣”原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型別，但不久之後“遺民”型人物即多轉化為“貳臣”。宋元之際的遺民似不如前輩所說的重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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