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主要記載的是先秦的禮制，其內容大致分為四類，即記禮節條文；闡述周禮意義；解釋《儀禮》；記某項制度和政令。然《禮》的內容不僅僅只關乎“禮”，還包括蘊含在禮制中的其他倫理道德。如《祭義》記述的是怎樣透過祭祀來體現孝道、遵守悌道以及敬順長上等；《坊記》記述了子思關於如何防範人們違德失禮、犯上亂倫、不忠不孝以及貪利忘義的言論。《表記》記述的是仁與義的相互關係及其要素、虞夏商周之政教得失、待人之道、事君之道等；《喪服四制》記述了喪服制度制定的四項原則，即恩、理、節、權，並將其與仁、義、禮、智這四種德行結合起來論述。
《內則》記述的內容有利於家庭內部秩序的穩定
如侍奉父母、孝敬公婆等禮則；《鄉飲酒義》解釋了鄉飲酒禮在促進尊卑長幼、慕賢尚齒方面的作用，及其對社會政教的影響。《禮》不僅關乎眾多倫理道德，還具有不少重要的社會功能。崔大華曾指出，《禮》最主要的社會功能就是維持、保護社會倫理和政治制度的穩定，即“安上治民”、“治政安君”。《春秋》記載了二百四十多年間春秋各國發生的大事。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他指出，《春秋》自上闡明瞭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自下辨明瞭為人處世之綱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此外，司馬遷還表明《春秋》是關乎
禮義
的著作，“有國者”、“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為人臣子”不可以不通於《春秋》之義。因為他認為，不通禮義之旨便會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大臣容易犯上作亂；臣不像臣，容易招致殺身之禍；父不像父，則無倫理道德；子不像子，則容易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之大過也”。可見，司馬遷充分肯定了《春秋》在規範倫理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易》指《連山》、《歸藏》、《周易》三本易書，從本質上來說《易》是闡釋變化之書，它以陰陽變化來解釋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長期被用作卜筮，以求探尋天道、地道、人道的變化規律。
《易》含蓋萬有，綱紀群倫
其內容涉及諸多領域，如政治、祭祀、生產、戰爭、外交、婚姻等。但《易》的諸多記述中也體現了倫理道德思想。據羅移山分析，《周易》的思想主題是修德向善，其中《萃》、《豫》、《蠱》、《家人》等卦是專述孝道倫理的。鄒衛分析論述了《易》中的道德評價及其標準，包括謙遜之德、遵守禮節、君主親政的原則（鹹、敦、憂）等。此外，他還指出《易》中體現了尊卑貴賤的等級制。《漢書·藝文志》說，六藝中《樂》用以調節精神，為仁的表現；《詩》用以端正言語，乃義的運用；《禮》用以明確規矩；《書》用以推廣道德，乃求知之法；《春秋》用以斷事，是信用的標誌。
這五部書，體現了仁、義、禮、智、信，彼此相互補充，不可或缺，而《易》為其本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由此可知，《易》為群經之首，它與其他五經皆在倫理道德的規範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論語》、《孝經》和五經在西漢的地位《論語》、《孝經》和五經不僅有規範倫理秩序的作用，而且其在西漢也得到了較為廣泛地傳播，地位頗高。五經被立於學官，其地位如何顯而易見，不用贅述。《論語》和《孝經》在西漢的地位也很高，但次於五經。首先，宣帝甘露年間曾召集諸儒於石渠閣雜論五經異同，後輯成《石渠議奏》。
《漢書·藝文志》的記載
在《論語》目下也有“《議奏》十八篇”的著錄，班固注為“石渠論”；在《孝經》目下有“《五經雜議》十八篇”的著錄，雖然不是議奏，但班固也注為“石渠論”。以此推知，《論語》、《孝經》應與五經一起同在被議之列。其次，在《漢書·藝文志》中，《論語》和《孝經》被附於《六藝略》之後，客觀反映了當時的學術面貌。孫欽善認為《漢志》的分類特點客觀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實際情況，如《六藝略》在《漢書·藝文志》中處於首位，就表明被劃歸到《六藝略》的書的內容體現了當時經學的中心思想，並且在學術上佔有重要地位。《孝經》、《論語》和小學也同六經一起被列入《六藝略》之內，但排在六經之後，這也表明《孝經》、《論語》地位頗高，但低於五經。
此外，《孝經》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主旨相契合，《論語》記載的是孔聖人的言行，小學可以算作工具書，用於解經，所以此三種書皆有學習的必要，而且《論語》、《孝經》不論受經亦或不受經都要學習，可以說是必修的基礎書［1］。可見，《論語》、《孝經》作為必修的基礎書，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同五經相比還是略低一些。隨著統治者的提倡，西漢的官學和私學皆不斷髮展起來。太學學生主要從民間招收，武帝置弟子員之初，公孫弘的奏議中就明確了太學招生條件，即“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太學生中也不乏有家境卑微者，如匡衡、翟方進等。此外，公卿子弟一般可以透過“任子”的途徑做官，無須“養於太學”謀取出身。
至於其教育問題
一些官僚之家以“世相傳授”的方式教育子弟，一些則聘請名儒作其私人教師。因此，太學生的招收多面向平民，這不僅有利於學子們實現其政治理想，而且有助於社會形成向學的風氣。私學雖然不能給予學生身份、待遇上的優惠，也無法保證其出路，但若得教於名師大儒也是有利於其仕途的，因為老師一旦得志總會提攜自己的弟子。此外，西漢的察舉制度對私學出身之人也給予仕進機會，如察舉制特科中的明經。魏相“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後至丞相。既然太學不能容納所有求學之士，而許多私家經師學術水平又頗高，且私學並非與功名仕途無緣，所以私學的發展潛力是很充分的。
私學的教學地點無論在哪裡，一個德高望重的教師與該教師吸引而來的求學者必會對當地的向學風氣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私學帶來的人口流動也有利於促進各地的文化交流。關於地方官學，毛禮銳先生就曾詳述道：漢代地方官學主要起到推行教化、促進禮樂普及的作用。其所授課程並沒有被制度化，學官授業具有不穩定性，部分學官亦只是在年中不確定的幾個時間段進行講學，同時亦有部分學生以個人身份前去求學。
結束語：
且因為地方官學的發展更多地依賴於地方財政狀況和地方長官個人的積極性，故而地方官學不僅師資質量較差，而且設立不普遍且興衰無常。此外，太學、私學和地方官學的不斷髮展還有利於西漢倫理秩序的構建。私學的識字習字階段不僅有助於提高民眾的識字率，為其進一步學習經書奠定基礎，而且和地方官學相配合，有助於教化的實施。太學和私學的經書學習階段，一方面為朝廷儲備人才，另一方面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引導了倫理秩序構建的方向。此外，官學和私學教習的教材主要為《論語》、《孝經》和五經等，這些書的內容皆包含了眾多倫理道德思想，於各種倫理關係的治理有重要作用，而且它們在當時也擁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學校教育的發展推動了倫理秩序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