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長期處於專制社會，帝王作為政治核心受到重視，古代政治有“以史為鑑”的傳統，帝王因其功績特殊而被人紀念的即有不少。鴉片戰爭後國門大開，西方思想及科學技術傳入，推動中國緩慢地向近代化邁進。晚清有志之士圍繞中國政體的變動進行激烈辯論，形成了以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政體的革命派和以保留滿清政府、改良政治的立憲派。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明太祖因其個性鮮明，是雙方辯論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革命派的視域下，多數帝王被當作專制暴虐的代表，但亦有例外如明太祖，受到了革命黨人的讚賞。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的根本問題並未徹底解決，政治上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北伐戰爭接連不斷，思想上新文化運動、東西方文化論戰機科學與玄學之爭，各種政治事件與思想文化此起彼伏。五位帝王受到該時期思想論戰與政治交替的影響，個體差異的區分十分明顯。
“君主之專制，鈴束言論”
帝王作為專制殘暴的代表，受到新式知識分子的批判，他們借批判古代帝王的專制政策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推動自身理論宣傳。專制帝王嚴重扼殺自由，尤以秦始皇和漢武帝備受知識分子的批判。吳虞將天下大患分為君主專制與教主專制，其中“君主之專制，鈐束人之言論，極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漢武帝之罷黜百家”。梁啟超也表達了類似的認識，對漢武帝與秦始皇尤表不滿，“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
秦始皇與漢武帝的專制政策給後世造成了惡劣影響。東京留學生馬恢將中國國民道德頹落原因歸結為“以宗教為道德、以風俗為道德”，漢武帝定孔學為一尊，利用其尊君之說為自身服務即是前者，他哀嘆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卻是“專制君主第一魁桀，雖秦始皇帝不及也”，漢武帝實行尊孔之日也是中國由進化轉為退化之日。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借批判帝王來達到宣傳自身學說的目的。皮嘉祐在宣稱平等觀念時認為中國古代等級觀念嚴重，束縛了政治的發展。
泰西國家平等立國貴賤不分，君民共治上下一心，方能無敵於天下。反觀我國，等級之分始於秦始皇，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嚴刑峻法偶語棄市，自謂一世乃至萬世，“此等之不平莫過於此”。汪精衛在《論革命之趨勢》中宣揚三民主義思想，鼓勵民眾發動革命，中國古代防民之口“以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皆因沒有憲法可遵守，因此與其限制君權不如實行革命，如此專制方可破除。梁啟超希望中國民眾能夠學習日本，發揚武德形成尚武精神，在自敘中他認為“我民族武德之斫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始作俑者正是秦始皇。秦始皇相比較其他帝王在整體上以負面偏多，這在五位帝王的論述中較為多見。
“祖宗之尚武，復仇雪恥”
儘管專制帝王在政治上備受新式知識分子的痛斥，但是帝王於中國歷史也並非一無是處，在部分知識分子筆下，仍對他們的功績表示認可贊同，並希望國人學習此種尚武精神，解決國難。當時有人將中國今日之國禍視為民族主義不發達，我國自黃帝以後，“秦皇、漢武猶能南征北伐，演轟轟烈烈，有名譽有光彩之事業”，這是我民族可歌可泣的歷史，足令後世子孫拔劍起舞，繼承祖宗盛業雄心。《東方雜誌》發表的社說亦認可尚武主義，中國如今欲求自強必須尚武，欲求尚武則必須振起國民尚武精神，只有人民具備尚武精神，方能保種保國復仇雪恥。
中國古代亦有歷史證明，“秦始皇以尚武，故而卒滅六國；漢武帝以尚武，故而卒破匈奴；唐太宗以尚武，故而使室韋、伊吾、契丹、突厥等懾服，此皆民質尚武則強之明證”。秦始皇等古代帝王儘管備受批判，但也因他們的功績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認可與讚譽。除兩極分化的評價外，也有知識分子注重綜合角度，辯證看待帝王的功罪。清末的革命家陳天華在《中國革命史論》中寫道，“秦始皇乘六世之餘烈，執長鞭以御宇內。自羲皇以來，另開以大生面，為後世二千餘年政界之新紀元”。對其所做的貢獻做出高度讚揚，但同時另一方面也不忘指責始皇“專政達於極點，國民為其束縛，實無異於牛馬”。
“驅除胡虜，一丘之貉”
明太祖朱元璋在五位帝王中較為特殊，一方面他作為漢族帝王推翻元朝統治，被革命黨人視為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他作為封建帝王曾大興牢獄，亦是專制殘暴帝王的代表。明太祖身上具有的雙重屬性使革命派既要從民族主義出發宣傳其功績，又要注意其與民權主義相背離的負面性。革命黨與明太祖最接近之處，便是興中會的入會誓詞，朱元璋準備北伐時發表了《朱元璋奉天討元北伐檄文》，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對比興中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可知該口號最早是由朱元璋提出，到了清末被孫中山重新改寫，將明太祖抗元記憶與抗清結合。
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說》中認為：“蒙古不道，宰割諸夏，改玉改步，人無異心，濠州真人奮臂大澤之間，元政瓦解，北方郡縣，傳檄而定。”章氏口中的濠州真人即朱元璋，文中語氣洋溢著對朱元璋“驅除韃虜”的崇敬。革命黨人對明太祖功績的肯定及其利用，正是便於宣傳其民族主義思想，挑起滿漢矛盾推動民眾反清。朱元璋雖被革命黨人譽為民族英雄，但這也僅是相對於民族主義而言，革命黨人最終要建立一個近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而非重回封建帝王時代，因此對朱元璋與民權主義相背離的一面也時刻關注。
結束語：
汪精衛在《民族的國民》中即對此苗頭表示警惕，“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之流一邱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後之革命者雖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為計者也。”民權主義在革命之後尤為關鍵。革命黨人認為古代民間帝王均未識得民權真諦，“唐太宗為代隋故不得不翦滅竇建德、李密，明太祖為代元故不得不翦滅陳友諒、張士誠，固為私計而亦未嘗不以為非此不足以定天下，由其胸中祗知皇帝之可貴，而未識民權之大義也。”明太祖身兼兩重屬性，即應和民族主義卻又背離民權主義，因而革命黨人在宣傳明太祖時亦十分注意矛盾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