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賈誼重本輕末的建議，漢文帝大體採納並很重視，史書記載，漢文帝在位時期大力發展農業，想要達到天下之民皆著於本的效果。文帝二年，賈誼上疏主張勸民歸農，租蓄糧食之後，文帝便屢次下發重農之詔，《漢書·文帝紀》記載：“春正月丁亥，詔日：‘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同年又下詔日：“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即文帝時的三十稅一，十二年三月詔日，“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所以漢文帝認為勸農政策效果甚微，還需要繼續加大重農力度，於是“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又詔
日：“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六月再次下詔：“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將田租全部取消，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也更有利於“勸客農桑”。以上史實可見漢文帝的重農之心，在重農的同時，漢文帝也聽取賈誼的建議抑制末業，抑末以固本。
他的重農政策對農業的發展有著很大的積極意義，並且有利於經濟的恢復以及政權的穩定。但是對於賈誼要求將銅收歸國有，禁止私鑄的主張，漢文帝並沒有採納。儘管賈誼分析了私鑄的種種危害，並且力陳將銅收歸國有的七福之效，但是漢文帝還是沒有聽取他的建議，事實也證明了賈誼的預見性，後來“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這便是允許私鑄產生的嚴重後果。
賈誼經濟思想在武帝朝的實施
賈誼要求收銅於國家、由朝廷統一鑄幣，這一主張雖未被文帝採納，但是卻在之後的武帝時期成為實際的經濟政策。賈誼在文帝時期就己認識到貨幣混亂將給漢朝社會帶來嚴重的禍患，所以他一直強烈要求統治者加強貨幣管理，並提出“法錢”的概念。武帝時期主管財政的大臣是桑弘羊，他在財政經濟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貨幣問題上，他與賈誼的主張相一致，都認為不可以允許私鑄，要實現幣制統一併且將鑄幣權收歸中央。因此，在漢武帝即位後，曾進行過多次幣制改革，就是為了制止私鑄之偽幣流通於市，剝奪富商大賈的財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達到經濟與政治共贏的目的。
漢武帝統治時期進行的第一次幣制改革是在建元元年，下令廢除四銖錢，改行三銖錢。在建元五年又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由於盜鑄，政府不得不進行新的幣制改革，故元狩四年，漢武帝又進行第三次幣制改革，造白金皮幣以足用，同時下令更鑄三銖錢。白金即銀，皮幣就是以白鹿皮作幣，白金皮幣因不合理在日後均被廢除。一年後，漢武帝進行第四次幣制改革，“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這次改革使鑄錢技術有了很大進步，將從前的一面有文改為背面也要加鑄一道邊，有利於防止盜鑄，但由於是令郡國鑄錢，而郡國官吏又多鑄奸錢，問題依然存在。
因此，漢武帝在元鼎元年又進行第五次幣制改革，發行赤側錢，但最終還是被廢除。元鼎四年，“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至此，國家才將銅收歸中央，控制了鑄幣權，盜鑄現象也得到基本制止，有利於解決當時政府的財政危機，穩定國家的經濟生活，並且沉重打擊了各諸侯王及富商大賈，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其成果不可小視。
漢武帝下令鑄造的三官錢，其性質就是賈誼所說的“法錢”，漢武帝時的這一經濟政策又與賈誼的主張如出一轍，施行後取得的效果也與賈誼當時的想法不謀而合。如此高度一致絕非偶然，關於貨幣問題，有學者也是這樣描述的：“直到武帝元鼎年間，才把收銅鑄幣的建議付諸實施，長期存在的幣制問題始得以比較妥善的解決，而賈誼的首議之功卻是不可抹煞的。’因此，武帝時的這一經濟政策受到了賈誼的影響。
賈誼民族思想
西漢初年，特殊的社會背景使黃老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統治者奉行無為而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但同時也滋生了大量社會矛盾，並且日益尖銳。然而多數人認為“天下己安己治矣”，賈誼卻察覺到了種種矛盾，並且他認為這些矛盾內外交錯，除了針對內部矛盾的一些對策外，他還有自己的一整套民族思想，其內容主要針對匈奴問題，對之後朝代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指導性作用。因為關於賈誼各方面思想的書籍及文章數不勝數，且他思想內容本身並非本文重點，所以關於他的民族思想就分三個方面大概介紹一下。
大一統的首足觀
賈誼認為，理想的政治形態應該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的政治形態，皇帝處於國家政治結構的頂端，是政治的核心。他在上書漢文帝時說：“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首與足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漢王朝與蠻夷戎狄的關係，二者緊密聯絡，缺一不可，但他認為“蠻夷皆屬於漢”，二者有嚴格的尊卑秩序，漢天子處於主體地位，漢政權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
但是現實與賈誼的主張恰好相反，在漢初，由於中原王朝經歷了秦末農民戰爭以及楚漢之爭的長期戰亂，經濟凋敝，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不得不將重心放在休養生息、恢復社會生產上，匈奴趁此機會不斷壯大自己實力，漢邊境被侵擾的現象時有發生。“白登之圍”後，漢政府不得不實行妥協政策，定期向匈奴獻絲帛糧食等物，推行和親。孝惠、呂后以及到文帝時期，都採取這種妥協政策以保邊境之安寧，但匈奴並沒有因此罷休，侵略行徑仍時有發生。
結束語：
賈誼認為這種做法是嚴重的本末倒置，長此以往匈奴之患將永無盡頭，他責問漢文帝：“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戎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賈誼認為這是莫大的恥辱，這種局勢亟待扭轉，漢王朝“首”的位置不容顛倒，必須由“首”支配“足”，重新樹立漢朝的絕對權威。所以，他提出了兩個自認為有效的解決辦法，設定屬國以及“三表”“五餌”的戰略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