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很多論證運用了無類類比的方法，但是他的天人感應理論，真正的溝通了自己的本體論思想，和社會政治思想。他的天人感應思想具有很明顯的目的論特色。他藉此為王道承接天道找到了合理的依據，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天人感應來限制人世間的王。

毋庸置疑，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就是將道德本體化，建立天人感應的機制，既為王道政治提供依據，又為王道提出框架，必須在天道的範圍內來教化萬民，治理社會。

早在商周時，就有天命論的存在，即使到了春秋和戰國初期，這種思想依然很有地位，直到戰國中後期，才被更加複雜的五德終始說逐步取代。五德終始說在秦朝採用五德相勝的方法來推演，而到了漢朝則採用五德相生的方法，秦朝二世而亡對於五德終始說的衝擊很大。

首先，天人合一的思想對董仲舒影響很大。天人合一的思想雖然沒有明確的提出，但是在各家的思想當中已經有所蘊含。儒家的思想中天生人則天人同類，而天人同類是因為都有彝倫之德。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是在於始基的同一，天、人都源於道，在道家那裡就是講萬物同一，天人自然也是同一。

其次，就是董仲舒從《周易》當中汲取的同類相感的思想。這種同類相感的理論，為其天人感應提供了依據。再次，符瑞和譴告的思想豐富了其天人感應論，直接關係到其天人感應理論的真實可信性。

董仲舒在此將天人合一，並終又迴歸天道，天道亦是人德、人倫之道，人道順應天道。董仲舒的目的由此就很清晰，人間的一切都有天地與人溝通相應，王道政治就是要順應天意，才能得到上天庇佑，如果違背天道，就會天降災禍。他承接前人的相關思想，並結合社會現實而得出了自己的天人感應論。

天人感應論具有非常明顯的神學特質。天與人發生的感應，需要藉由祥瑞或者災異的形式來體現，並終實現賞善罰惡的功能。災異的出現是對君王的一種警告，君王因此要體察天意，關注異象，時時警醒。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他的這種理論，又區別於以往的天命論、五德終始說。

天人感應更多的是一種天與人之間的內部感應，而不是超自然神對人的降命。董仲舒認為，這種符瑞和譴告更多的是以類相召、同類相動的原因。

在天人感應論中，上天還是三種屬性合一的天，因此天還是自然神論屬性的天，但是在天人感應論中，不單純是神為，而是同類的感應，一切都是自然神論的天在與人，發生感應後產生的結果。董仲舒早就已經預設了天人為同類的前提。

我們知道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論的目的，就是證明人世君王的神聖性，同時也用天人感應論來規範君王的活動。為了能證明天人同類，在本體論中，董仲舒就為自己埋下了伏筆，人是天的十端之一。

天生育萬物和人。而且董仲舒反覆論證王道必須合於天道，君王必須體察天意而行王道。那就是人可以參天，以此為同類相動的天人感應論鋪平道路。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他竭力，用自然界

各類事物

同類相動的現象，來論證天命論中所說祥瑞和災異，預示社會事件的必然性和神聖性。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了，天人感應論的天命論，是自然神論的天命論的實質。

他區別於先秦的天命論重天命而更加的重視人事，強調人間政事。他的目的是想要人間君王推行德政，採納他的思想，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建立起以天為基礎的政治倫理綱領，他確立天的本體地位，並且以天為基礎來營造他的理論結構，進而論證天人關係，並在其中突出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中樞地位。

我們會發現整部《春秋繁露》中，基本上每個篇章都涉及人與王道政治，即使是在談天，終也會歸結到人的活動。天創造人，並根據天的一切特點決定人所有的特點。反過來我們會發現，這種比附反過來恰恰又證明董仲舒是在根據人的特點來塑造天。

由此看出他以天人感應的天人關係，作為其思想的邏輯起點，為其政治倫理思想找到了本體論依據。以此作為依託，董仲舒闡述他的君權天授的思想。他認為代天行事的人必須是君王，因為只有王才能貫通天地，才能受命於天，同樣只有授命於天，才可以為王。

董仲舒認為上天會給一些預示，他在和漢武帝的對策中說得就很明確，王授天命而來，自有異象相隨。關於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是漢朝統治者想解決的問題。漢朝的天下是高祖布衣劉邦，透過起義戰爭得到而不是像，上古傳說那樣禪讓得來。

因此早在漢高祖的時候，統治者就在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合法性依據。對劉邦神聖化了，目的就是為了要加強他的個人權威。漢初的統治者迫切的需要一種方法，來加強自己的權威，那麼天人感應理論就為，董仲舒的政治倫理思想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