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約生活於公元前

380

年

-

公元前

296

年）戰國時期宋國（今河南商丘市）人，政治家、辯客、邏輯學家和哲學家，曾在魏惠王時任宰相十六年，是先秦時期四大學派中“名家”的代表人物，以學識淵博著名。

惠施的政治觀點是

“不法先王，不是禮儀”，主張“偃兵”、“去尊”和“法治”。在學術上其主張的是凡事都有它的相對性，本來對立或者相對的東西，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同”與“異”並不是絕對的，所以基本觀點被稱作“合同異”，同時這也是“名家”學派的一個分支。

作為春秋時期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非常有建樹的人，惠施的著作也是非常多的，《莊子

·天下》篇曾寫道：“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但是隨著歷史的不斷演變和時代的不斷髮展，惠施

本人的著作已經全部佚失，其學術觀點只能散落在其他著作當中

，委實有些可惜。不過我們可以透過其他人來側面瞭解惠施的思想脈絡和精髓。

惠施與先秦諸子

談到惠施的邏輯學思想及哲學思想，就不得不談到三個人，這三個人對惠施整個學術思想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惠子的思想精髓。他們就是惠子的摯友莊子，學術同門公孫龍，名家學派創始人鄧析。

惠施與莊子

莊子，名周，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與道家創始人老子並稱為

“老莊”，其哲學思想體系被成為“老莊哲學”。莊子原系楚國公族，楚莊王後裔，後因亂遷至宋國，莊子主張“天人合一”和“清靜無為”。其代表作《莊子》一書也被稱為《南華真經》，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內篇是出自莊周本人，而外篇和雜篇則是出自莊子的門徒。

在我國古代有很多著名的朋友友誼被後人傳頌，

“莊惠之交”便是其中之一。惠施受到張儀的排擠離開了魏國，輾轉回到了宋國，在這裡他遇到了莊周，並且兩個人迅速地成為了好朋友。惠施的才華是十分出眾的，而且學識淵博，莊子更是為世人所敬仰的學術大家，所以兩個人是有共同點的，且兩個人頗有惺惺相惜的感覺。

雖然莊子和惠子之間的辯論不斷，並且莊子認為惠施所學

“無術”、“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但莊周也同樣認為惠施“存雄”。莊子和惠施兩個人的交往，既是朋友又是對手，他們有著被後人流傳的友誼，也有經典的辯論之爭。

兩個人由於背景、社會地位、經歷等諸多方面的不同，所以在學術思想方面也不盡相同。比如兩人比較出名的辯論，即濠梁之辯又稱魚樂之辯。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這場辯論從思想上來說，莊子對外界事物的認識通常是帶著觀賞的態度，往往將主觀的情意發揮到外物上，從而產生同感的作用。即當時觀察魚兒的莊子心情就是非常不錯的，所以他認為在水中游弋的魚兒也一定是快樂的；惠施則不同，他只是站在分析的立場上，對被分析的事物進行一個客觀的評價和理解。

因此惠子自然就會懷疑莊子知道魚快樂的

“真實”性。從性格上來說，莊子在觀賞一件事物時總是願意從它的美、悅和情的這方面來看將其超然無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來觀賞其美；惠子則是站在對事物進行客觀分析、理解和判斷這方面來看，走向獨我論，懷疑論，認為每個事物都不可能完全地被他人所瞭解。

莊子與惠子兩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在學術觀點上處於對立，但是在情意上兩個人確實非常要好。縱觀莊子的一生，也只有惠施是其唯一的朋友。

惠施與公孫龍

公孫龍，複姓公孫，名龍，是戰國時期稱為

“辯者”漢代稱為“名家”學派中的又一個重要代表人物。公孫龍在年輕的時候主要活動區域在魏國，中年期間在燕國活動較為頻繁，到了晚年則居於趙國。著名論述《白馬論》。即白馬非馬。

惠施與公孫龍都屬名家學派，但在學術思想上還是有區別的。公孫龍學術思想被後人稱為

“離堅白”，即認為石頭的堅硬只能用手來觸控可以得到，而石頭的顏色只能用眼睛的觀察來看到，所以石頭的堅硬與顏色是可以分離的。這和惠子主張的天地萬物都是相對的，都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合同異”思想是不同的。

公孫龍在進行邏輯思辨時，將事物的內涵和外延嚴格地割裂開看待，過分地強調了事物固有的特性，而忽視事物的共性問題。惠子則剛好相反，他強調的是事物的共性，認為從性對性入手，事物透過共性關係都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恰恰過分地強調了事物的共性而忽視了個性。由此可見，兩個人在邏輯思想方面是有著很大區別的。

同時縱觀惠子命題更接近實物，頗有

“齊物”之思路，而公孫龍則完全屬於對事物、感覺、性質的描述語言上來進行分析的，所以則是純粹的語言分析。

當然兩個人的邏輯思想不僅僅是簡單地繼承了墨家的學術，而是在邏輯概念的分析上大大發展了墨學的。惠施與公孫龍雖然在學術觀點上有所不同，但並非普遍學者所認為的

“合”、“離”對立之勢，應該說兩個人的學術思想還是相融的，共同地為先秦時期邏輯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地貢獻。

惠施與鄧析

鄧析是春秋後期的鄭國人，生卒約為公元前

545

年至公元前

501

年，曾任鄭國大夫，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其思想是“不法先王，不是禮義”。

鄧析是名家學派的先驅者，而並非創始人。這主要是因為名家學派並不同於儒家或墨家等學派，它沒有孔子或墨子這樣的開山之人和師徒傳承的清晰脈絡，所以鄧析只能說是先驅者而不

能稱為

創始人。不過鄧析為我國最早的律師則是無疑的。

鄧析的名辯思想，同後來的惠子還是有很大關係的。關於

“名”的認識，鄧析同孔子是不同的，孔子在“名”上的認識主要是正與不正上，所以才會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思想。而鄧析則更注重實際，他對“名”的認識主要是為了別同異、定是非、分白黑、理清濁。

鄧析認為作為名稱的

“名”應與“實”相匹配，這樣才能做到名實一體，如果“名”不能夠準確地反映出“實”的客觀存在，那麼名實相悖則不成一法了。

鄧析所處的春秋末期是一個辯論成風的時代，而鄧析則是第一個對“辯”進行科學分析的人。

鄧析認為這個

“辯”可以分為“大辯”和“小辯”兩種。

鄧析認為

“大辯”是為了區分天下事物，理清黑白，分明混沌，使人增長知識用的。

而對

“小辯”則是反對的，他認為小辯者都是膚淺的人。這個“小辯”主要目的不是在於分清事實黑白，而是在於同別人作對。

從鄧析對

“名”與“辯”的認識中我們不難看出，鄧析並非“狡辯”之徒，他的名辯思想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並且還做出了科學的總結。證明了鄧析在進行辯論時是非常講究策略和戰術的，而並非思想旁雜，脈絡混沌的詭辯或者狡辯。

惠施與鄧析的關係很微妙，兩人是不可能認識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師徒、門派關係，但兩人的邏輯思想卻是十分相近，難怪後來學者將其劃分為

“名家“一派”。

惠子在自己的

“歷物十事”中所表現的命題都是關於客觀事物存在方面的，頗有“別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的風采，這正映了鄧析的“大辯者”之說。而且在這十個命題中，都是從“名”與“實”方面入手來展開的，同樣也符合鄧析的邏輯思想脈絡。

兩人的政治思想都是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雖然由於時代背景不同，在表現形式上有所差別，但其含義應是十分接近的。雖然鄧析與惠施兩人的邏輯思想很接近，但畢竟還是有所不同的。

鄧析在進行邏輯思辨時經常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從而導致自己的立場總是在變來變去的，不能夠給人以一種信服的感覺。而惠子則不同，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將自己的邏輯思想貫穿始終。

透過對鄧析和惠子

二人的分析

，我們不難看出，惠子的邏輯思想以及學術造詣確實高於鄧析，雖然兩人學術風格相近但也僅僅可歸為一派，卻不能說惠施之學傳承與鄧析，難怪後世學者普遍認為名家學派開始與鄧析，鼎盛與惠施

。

縱觀我國古代發展史，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是我國哲學、邏輯學發展的高潮階段，惠施無疑是這一階段邏輯思想的傑出代表人物。他青年時期能夠積極投身政治活動，主張

“不法先王，不是禮儀”、“偃兵”、“去尊”和“法治”，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惠子還是很到地把握了當時的局勢變化，找到了一條聯合抗秦之路。

雖然在魏國長期為相時沒有將魏國變得強大，但也是因當時政治局勢所限，並非其能力不足。

惠施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學富五車的知識將名家學派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一個高度，並創立了

“合同異”學說。惠子能夠注重挖掘事物內在的本質聯絡，祛除其表面現象，強化事物的相對性，重視對天地萬物的認識，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觀點。

可以說惠施的辯證邏輯思想為我國古代邏輯思想和哲學思想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對後世諸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邏輯思想確實是我國先秦時期邏輯學上的一朵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