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赦文又常稱為見繫囚徒、見禁囚徒。繫囚為犯罪發覺後被關押，在獄中的正在進行審理的罪犯。見徒，陳俊強認為：判決確定後正在服徒刑者，他將刑種限定為徒刑。

依據唐代刑罰種類，笞杖刑多是刑罰判決作出後立即實行，行刑完畢後當庭釋放，自然已不屬於見徒的範疇。赦文為應京百司，及畿內諸縣見禁囚徒，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以下，遞減一等。

可以看出並不特指徒刑，無論是繫囚見徒還是見禁囚徒都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指已經定罪且關押的罪犯。當然，這並不代表所有獄中的囚徒都能赦免，這還要結合赦文中關於罪的限制性規定。

與法律效力中的事項維度相對應，赦令對事項維度的範圍控制，主要表現為對罪的效力範圍控制上，即將部分犯罪排除在赦免範圍之外。作為古代君王施恩的措施，對統治區域內罪刑的原免是其主要內容。

雖然很多統治者為了彰顯其厚德仁慈，常常在赦文中以大赦天下來表明赦罪的範圍之廣。但是實際上，又常在後文從罪名等方面對其赦免的範圍進行限制，常見的被排除在外的犯罪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十惡。十惡罪，一般分為兩類：一類為直接危害皇權的犯罪，例如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另一類為危害家族宗法、倫理綱常的犯罪。在當時儒家倫理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大背景下，後一類犯罪在侵犯社會倫理同時，侵犯了皇權統治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

可以說十惡重罪，都直接或間接地危害了至高無上的皇權，故成為了五刑之中，十惡尤切重罪。唐初期的時候甚至規定，如果哪州有十惡犯罪者，連州府長官也要受到劾奏，承擔連帶的責任。

同樣的原因，掌握恩赦權的統治者，對此類危及自身統治的重罪，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即使在大赦天下時也不予以赦免。依據《唐律疏議》中議章和請章的規定，即便是擁有議、請特權的皇族，犯十惡也是不能例外得到減免。

第二，官典犯贓。玄宗朝之前的赦書經常提及官人枉法受贓、監臨主守自盜等不赦，之後大多統稱官典犯贓。無論高等級的原免或者低等級的減降，多數赦免都嚴格地將官典犯贓排除在外。

所謂官典犯贓，官典，唐代官府內部官員依據職權可分為長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四等，官典即是官員的統稱。贓依據晉張斐在《晉律》注：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即非法獲得的財產。官典犯贓即是官員非法取得財物的犯罪。

赦免排除官典犯贓罪，相對於玄宗朝之前，範圍更加的廣泛，不僅涵蓋了官員一般性的侵犯財物的犯罪，更是含蓋專設的官員職務犯贓之罪。六贓罪以官員為主體，以取得贓物或者非法利益，為犯罪客觀要件，但實質上包含多種性質犯罪行為。

例如：《唐律疏議》監臨主守自盜條：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屬於貪汙性質犯罪；監臨以官物借人條：監臨主守之官，以官物私借屬於瀆職性質；監主受財枉法條：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屬於受賄性質行為；挾勢乞索條：

因官挾勢

及豪強之人乞索，屬於索賄的行為等等。赦免將官典犯贓排除在外，實際上是重視及強化吏治的結果。

唐代君主吸取歷代治民先治吏的政治統治經驗，加大對官員犯罪尤其是贓罪的懲處力度，無論是法律還是赦文，絕不予以寬恤，充分發揮了法律以及赦文預防、教育的作用，使官員在貪贓犯罪前都會權衡得失，有助於將貪腐念頭扼殺於萌芽之內，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

第三，殺人。唐律將殺人罪總結概括為六殺，分別為謀殺、故殺、鬥殺、戲殺、過失殺、誤殺。

在當時農業社會，人口的數量直接關係國家地發展，統治者希望透過赦免排除殺人犯罪，遏制濫殺行為，不僅利於發展農業生產，也有利於統治秩序的穩定。只是將六類殺人行為都排除在外，對於其中主觀過錯較低的過失殺人、戲殺人、誤殺人過於嚴苛，大多統治者擇其中故殺予以排除。

所謂故殺，是指事先沒有預謀而臨時決斷，故意殺害他人的行為，且產生了危害結果。所以六殺之中，故殺的危害程度是最大的，統治者對其亦是尤以為切，不得不多次在赦免中申明將之排除。

當然這與當時世風日下的政治背景有很大關係，結合陳俊強的分析，唐代穆宗朝之前對於犯故殺罪者，大多予以原免，穆宗以降，社會治安不靖，亂象漸呈，統治者採用嚴刑策略以治亂世，也不無可能。

此外還有合造毒藥、造偽頭首、開劫墳墓、偽造頭首等罪，這一類罪在赦免中的排除並不固定，一般具有階段性。多是當朝君主根據統治局面

中常發

犯罪，做出的臨時遏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