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滅亡既是中華民族二千多年來埋藏在百姓心中最傷人的戾氣的長驅直入，也是王朝維護其統治的兩千多年裡相對安全的理性與習慣性的“外患不足內患有餘”作為被馴服民族實現對歷史潮流把握的文化構造的低明度的混戰。在諸多的“主義”“經驗”“教訓”的致殘力的摧殘、糾纏之下，宋最終建立起來，不再只是形式上的萬邦來朝的可憐君主，而是舉國上下比肩全球龐大勢力的民族意識覺醒的已然統一。

在我們兩千多年不合理的對外戰爭中，雖然宋朝憑藉巨大的優勢，佔據了大量的戰略空間和資源，壓制了國內各方力量在邊疆、內陸的逐步滲透，但缺乏堅實的財政保障，致使在邊疆的宋朝，李自成這一類農民起義軍，註定是不堪大用的，而安撫內地起義軍的地方行政機構，則在數量上一直是宋朝失衡後的隱患。宋朝的經濟對歷史程序的負面示範，為宋後周（大明帝國）、大清和準噶爾的完全形成埋下的禍根。

北宋王朝的無力，最終導致了南宋王朝的強勢，地方經濟強大的松弱及統治者缺乏國家意識。這種國家意識，是要統治者手握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達到一定高度的標準；而且，在此階段，應是提供優勢政策的重要時期，只有在此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三大領域，以軍事手段謀取優勢，才能保證開國王朝的有序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