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太學學官亦官亦師，身份特殊，既為管理的主體又是管理的客體。加之身負教化士子，為朝廷培養合格的後備人才之重任，是故學官的管理，一直是宋代太學管理的核心。

統觀之，宋廷在對太學學官的管理中，一方面以優厚的利祿功名籠絡其心；另一方面則以嚴密的律令法規約束其身。也即優厚待遇與嚴格要求的統一。宋代太學學官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太學的教師，同時也是國家官僚隊伍中的一員。

宋代官員選任途徑較多，除科舉考試外，還有蔭補、舍選等多種方式。相比較而言，宋太學學官的選拔渠道亦不單一，既有常規的考試、薦舉、舍選等主要途徑，亦有非常規的特例拔擢等輔助方式，可謂靈活多樣。

北宋前期，太學學官主要由朝廷或國子監的官員推薦，經考校合格即加以任命。神宗元豐七年，方形成一套較為完備的學官考試製度。太學學官考試由國子監統一組織，考試的內容為專經的經義，考試合格成績分兩等：上等者任命為太學博士，下等者任命為太學正錄。

南宋時期，太學學官考試又有新變化，考試分為兩場，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合格即被錄用。考中者先擔任州學學官，考察優秀者則提拔為太學學官。完備的學官考試製度，為選拔出德才兼備的太學學官，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但宋代對參加考試的人員有種種規定和限制，加之考試本身，並不能衡量一個人真正的才識水平，使得考試選拔也存在著不足。

即宋廷指定屬官舉薦經明行修、德才兼備之人以為學官，主要用於北宋前期，其後亦有延續。對舉薦者之身份、地位都有特殊要求。如元祐元年，詔令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修可為學官者二人。紹聖元年，又詔國子監長貳、臺諫官、外監司皆許薦舉。

可見並非任一官員都有舉薦的資格和權利，須是皇帝特定的恩信之人方可為之。且被薦舉者但凡學行純備，即可被選任為學官，並無出身背景等諸般限制。在仁宗天聖三年，處州處士周啟明以懷抱才器，鄉里推尋，被薦任為試太學助教。

而慶曆二年，袞州草澤出身的孫復一躍而被任用為國子監直講，亦是緣自資政殿學士富弼等的舉薦。相比考試選拔的諸般限制和不確定性，薦舉只要舉官得當，學行考察無虧，即可出任太學。故薦舉以其特有的靈活性，有效地彌補考試選拔之不足，成為宋代選任學官的重要途徑。

從太學生中選拔學業和德行優異者出任學官。依照太學三舍考選法，上舍生考校極為優異者，可直接任為太學官。宋太學設有職事學官，即由學行優異的生徒出任學官，輔助管理。一般情況下，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如有不足，則以內捨生。

然而有宋一代兩優釋褐而為學官者極為有限，舍選多以職事學官為主。舍選是科舉考試之外，太學生走上仕途的另一途徑，從某種程度上能夠激發太學生求學上進的動力，促使其潛心向學。同時，熟諳太學情況的生徒出任職事學官，輔助管理，有效地減少了阻礙，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特例拔擢，此為學官選任的特殊情況，是統治者為獎勵太學生徒中有突出貢獻、表現出眾之人，而欽命特許其出任太學正錄。如元豐元年，太學生鍾世美以內捨生上書稱旨，行義無缺而特任為太學正。

次年，外舍生檀宗益上書論修整學事，頗有條理，且自入學無殿罰、素行無闕，上命試校書郎，充太學錄。元符中，太學生江緯亦因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召對稱旨，被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此法多是宋廷施以恩賞，彰顯寵幸的手段，並不常規。

透過上書言事而被提拔為學官，這對以出仕入宦為終身目標的太學士子，無疑是個很大的刺激，極大地調動了他們參與朝政，出謀劃策的積極性。

綜合來看，宋代太學學官隊伍多樣，既有科考出身計程車子，又有太學的生徒，還有鄉野草澤的宿儒。多樣性的選拔，避免了學官隊伍的單一化和模式化，有助於豐富教學內容，提高管理效率。但是，由於時代的侷限性，在選拔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少數人徇情請託，混入學官隊伍中的情況，這在歷朝歷代都是難以根除的惡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