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殿、城垣等建築，歷來被看作是國家臨民治事的工具和安邦定國的象徵，它們的修造和維修，一直受到各級統治者的重視，用工量很大。

明朝初期統治者還比較開明，多選取民夫承擔工役，對於京軍役使的情況較少；中期以後的統治者越發的腐化，往往調撥京軍充當建築工匠，對於京軍的役佔情形尤為嚴重。

明憲宗時期，在宮殿、城垣等建築的修造與維修工役中，經常出現大量役使京軍的情況。如成化八年五月，因兵部尚書白圭等提議，憲宗即命神機營都指揮等官，領兵三千五百人，繕修京城。神機營為明朝的火器部隊，是京軍中最有戰鬥力的部隊之一，卻因為繕修京城，役使了三千五百人。

可以看出，成化時期京軍參與公務性勞役情況之嚴重，不僅役使三大營中士卒，還役使十二團營中精銳軍士一萬五千人，成化十年，此時十二團營為京軍中的精銳選鋒部隊，這樣的精銳也遭受役使；從英國公張懋的言論中可以分析出，作為老家兵的三大營中士卒幾乎都被役佔，止存無幾，所以又開始役使團營軍士。可見役佔情形越發的嚴重。

成化時期，在修理朝天宮時，役使京軍多達一萬二千餘人。京軍的公務性勞役對於京軍役使的人數之多，多者一萬多人，少則幾千人；從張懋的言論中分析可知，京軍從事的多種公務性勞役，以至於人數不夠調遣役使，更談不上什麼養兵為急了。

京軍對於統治者來說，更多的是把其看作是免費工匠，而不是隨時準備出戰的軍士。成化年間，繕修居庸關又役使京軍兩千人，而且其中多為京軍中的精銳軍士。

弘治時期，京軍依然在宮殿、城垣的修築中，承擔著大量的公務性勞役，更為嚴重的是，此時對於團營之中選鋒的精銳士卒，已經常性地被大量的役使。皇帝對於宮殿等建築的重視，即使面對欽天監的預測和馬文升、張懋的勸誡，依然役使京軍進行修造工役。

弘治時期，修蓋倉廒，也要役使京軍，但遭到大臣的上疏阻止。在修蓋倉廒時，可以在各個營軍中役使軍卒，其中包括團營選鋒出來的精銳軍士。馬文升上疏言明京營的重要性，對於明朝來說所繫甚大，居重馭輕，然而近修萬春宮已役萬餘人，其他工役役使一萬多人，反映出役使人數之多。

而上嘉納之，說明弘治皇帝接受馬文升的建議，但京軍此時在統治者及統治集團眼裡，也不再處於重要地位，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可以隨意役使。正德時期，京軍被朝廷役使的事例也是極為常見。京軍也在承擔著沉重的公務性勞役。主要的公務性勞役就是修築宮殿、城垣等建築。

雖然武宗時期，京軍的精銳都選為東、西兩官廳，團營變為老家，可仍是京軍。東西兩官廳是在三大營、團營中進行選鋒，正德時，對於三大營、團營的大量役使，對於京軍的影響也是很大，最後使得京軍淪落到無兵可選的地步。

嘉靖時期，京軍仍然在承擔修築營堡、宮殿、倉庫、陵墓等公務性勞役，而且役使的數量愈發巨大；此前修理一個城堡呼叫兩千人、修萬春宮已役萬人、修皇親宅第等用一萬一千餘人等，現在修建兩宮動用三萬人，七陵修工動用四萬人，為此財政匱乏的嚴重問題，可見京軍役佔問題的嚴重性。

朝廷的公務性勞役中役使的物件，大多是京軍中的強壯精銳軍士，剩下老弱不堪者雖留在軍中，但卻要自己僱人應役。京軍在閒時參與一些軍事工程的修築本屬分內之事，然而，京軍經常性地被調撥參與一些與軍事無關的工程修造，如寺院、道觀的大量修建，這就是對京軍的役使。

明朝中期以後，皇帝、后妃、內廷宦官崇佛之風頗盛，道教也一度大行其道，因而在京城裡修建了大批寺觀廟宇。這些專案用工朝廷往往調撥京軍，使京軍不斷承受繁重的公務性勞役。

明朝統治者大都崇信佛道等教，中期以後尤為嚴重，宮廷內外佛道盛行，統治者更是深陷其中，允許京城內外大建寺院、道觀。為了完成修造工程，統治者不惜大量役使京軍。

明統治者對於寺院的重視，對於張懋等奏京軍的重要性，視若罔聞，不惜犧牲京軍的軍士訓練來完成這些工程。正德年間，寺觀修造事例也常有出現，京軍為了營建寺觀承擔重役。

工役的繁重，役使京軍之多，而且工程時間持續幾年以上，這些都使京軍無法正常參與操閱。京軍大量參與修築寺院、道觀等祭祀神壇，所役使的京軍不僅兵數之多，且多為精銳軍士，統治者只以達到自己私利為目的，不去考慮京軍對於朝廷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