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藝術形式和藝術作品，必定帶有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烙印。
漢代作為一個鼎盛的封建王朝，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支撐了石刻形制的發展，而石刻形制呈現出豐富的形式和文化內涵。
漢代石刻是漢代禮制推行下的產物，其形制的設計要素形象地展示出古代社會的等級差異和不同的禮儀制度、殯葬習俗。
石刻的銘文內容展示出古代社會的家庭結構、社會關係、世系和道德、是非、功過衡量評判標準。石刻的紋飾生動地折射出漢代人的信仰追求。漢代石刻所出現的暈紋、蟠螭紋、“四神像”，還有大量的植物類紋飾、龍鳳紋飾等等，無不體現漢代石刻內在的文化內涵。
可以說每一種石刻都表達或寄託出一種感情，推崇和表彰或是悼念和追思等。
一、漢代禮制觀念
從禮治秩序的角度來看，漢代是我國禮治建設的重要時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之後，禮的思想被納入了儒家文化範疇，並在漢代隨著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而發展壯大。
西漢初年由叔孫通制定朝儀，標誌著漢代禮制的開創。
按《史記孫通列傳》記載當時“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
到漢武帝時期，對禮制的建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這標誌漢代禮制已經初具規模。
到了東漢經過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等歷代統治者的建設，新的禮學思想得到了極大發展。
使得中國禮制更加系統化、規範化、嚴密化。《後漢書禮儀志》謂之：“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乃隆。”在這一時期，漢代碑的形制的發展，受禮制觀念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這無論從漢代的墓碑、功德碑都可以看到，其形制隨著社會禮俗觀的發展，到達完善和成熟。
從取材上石質的選擇越來越講究，石面粗糙打磨或者直接不打磨，到東漢大多采用細緻打磨的工藝。從無紋飾到“四神紋”、龍鳳紋、三道暈紋、蟠螭紋等出現，再到碑座龜趺的出現，無不體現形制之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源於禮制的完善，和禮俗觀念的社會化。
在漢代後期，禮的儀式性被不斷強化，而禮的真正內涵反而逐漸不為人們所忽視。
讓位於複雜乃至作秀式的儀式表演上。在這種禮制帶來的負面反饋下，官吏們不能循規蹈矩地從眾而為，因為這樣不能博得關注，
他們在各方面尋求突破，以誇張的踐行禮制以博得社會聲譽，漢代石刻的形制發展與這些思想有著很大的關係。
二、漢代人的時代精神
漢代“穿”是具有時代標誌性的形制特徵，其產生於實用性的需求，而漸漸成為象徵式的意義。王文廣在《中國古代碑之‘穿’釋》中認為，穿的象徵式意義源於，中國古代之“天圓地方”的思想，穿意味著日、月，穿上方的“暈”意味著日月光環。
而東漢圓首碑漸漸成為形制主流的原因，也是由於“天圓地方”思想而導致。
漢代李尤在《小車銘》中寫道：“員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噓，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輓軏之用，信義所同。”楊
磊在《漢魏晉南北朝石碑形制研究》中，同樣認為圓首碑、碑穿、碑面暈紋、蟠龍紋等與“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有關。
而三道暈紋的“三道”為何為“三”。
學者對其各有不同的解釋，老子《道德經》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如此解釋“三”即是“萬物”，代表著陰、陽、和三氣，說明在獨尊儒術的漢代，道家、法家還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漢代的陰陽學說、讖緯思想等多種學說影響著時代精神，漢代碑中的紋飾，如“四神像”、龍鳳紋等大量使用，造型豐富多樣。
這些都是漢代人最普遍的神話思想。圭首碑的基本形狀為上銳下方，漢代人認為上銳是萬物的出生之形。金其楨在《中國碑文化》中提出漢代碑中的圓首碑、圭首碑，是源於周代的琬圭和琰玉形制轉變而來的，“圭”即玉，
漢代人常用圭比喻人的品德高尚，用圭作為碑形可以看作為祥瑞之意，而這與漢代的讖緯思想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
三、文質觀與中庸思想
漢代石刻也講究內涵與外在裝飾的協調性，《論語》對於“文”、“質”解釋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是孔子針對器物的“文”、“質”而提出的觀點，說明孔子看到了文質之間能夠和諧的重要性。
“野”和“史”指的是，指器物缺少紋飾，或是紋飾喧賓奪主成為外在的虛飾。
實質上這是一種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沃爾夫林在《藝術風格學》中認為，風格可以表現一個時代和一個民族的性情，風格學即是形式的表現形態。漢代石刻的內容指的是石刻本身的功用，主要體現在石刻的銘文內容上，而石刻的形制即其形制，體現在形制的安排和構成、紋飾等多方面。
漢代是的銘文文體形成的時期，銘文作為石刻的內容，其發展促進影響了形式的發展。
形式美的法則講究和諧和統一原則，對於石刻形制而言，和諧與統一就是使各個部分或因素之間相互協調，各部分所給人們的感受和意識是一種整體協調的關係。幾種要素具有基本的共通性和融合性，稱為和諧。
漢代文質觀的實質，其實即是中國傳統至高無上的“中和之美”，這不僅是漢代人的世界觀，更代表漢人的審美傾向。
這種審美傾向是漢代美學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蟠螭、龜趺、祥瑞、龍鳳在石刻形制組成中發展與演變，石刻的裝飾藝術一般採用陰線刻和減地陽刻，兩種雕刻技法來表現物象，並有機的裝飾在碑額、碑側、文字和碑座上。
各種風格和特徵交雜在一起，看似相互無關實為互相補充、互相襯托，形成自然統一的“中庸”格調。
四、漢代石刻形制中書法章法的體現
石刻形制與中國書法傳統章法之間關係密切。石刻藝術與書法作品同樣作為傳播的載體，形成不一樣的藝術表現力。因為大部分石刻需要書丹之後由刻工刊刻的原因，石刻表現出的形式已經是二次安排的結果。
但現在發展的漢代石刻有一部分單刀直接上石，一般為章法屬於行列無安排的隨意章法。
對於書法書寫者的章法安排，與石刻的形式安排本源的性質是相同的。不同功用的石刻表現出不同的章法形式，這與書法作品是相同的，不同形式的書法作品，其章法也是有不同的規則。
章法是書法作品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章法在書寫書法作品之前就要“胸中成竹”，要求必須處理好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間之布白
。
使點畫與點畫之間顧盼呼應，字與字之間隨勢而安，行與行之間遞相映帶，如是才能神完氣暢、精妙和諧，產生“字裡金生，行間玉潤的效果。字中的、字間的和行間的安排在石刻中可以找到參考，
石刻中的刊刻的線條，分割碑面的空間格局，產生了猶如書法章法的“計白當黑”、“虛實分割”等等。
漢代碑所具有章法佈局的結字、行氣、全篇布白，均具有獨特的藝術語言形式，它們都在融合、變化中達到完美協調，使得形成漢代石刻藝術風格表達機制。
針對石刻形制而言，充分認識其筆法、字法、風格，進而全面地認知漢代篆書，離不開對其他形式篆書書跡的研究和參照，但凡研究銘石書跡，必然會面臨如何理解銘石書跡的筆法。
如何正確處理“金石氣”與“書寫感”的關係這一重要問題。兩漢時期的石刻篆書，一部分字口過於漫漶，難以清晰把握其用筆的痕跡；另一部分字口較為清晰的石刻，則
在當初刻制之時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以刀代筆”的現象。所以如何比較準確地理解漢代篆書的用筆，如何較為恰當地，處理“書”與“刻”，“筆”與“刀”的關係。
需要在關注各類篆書石刻的同時，將目光投向當時的篆書，墨跡篆書在漢代具有非常廣泛的用途，除了銘石之外，也應用於日常書寫、生活用具、建築構件、官私印信等諸多方面。
面對這些形式、風格各異，種類龐雜的篆書書跡，如何尋找出最能代表漢篆石刻風貌的一類，必然要將不同型別的篆書書跡互相比對、分析。
五、總結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和藝術作品，這些藝術形式和藝術作品必定帶有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烙印。漢代是石刻形制確立、發展、完善的重要時期。石刻形制作為石刻文字的承載方式，在宏觀藝術史的視角下，
不僅是文字的載體，更體現了當時人民的生活狀態、書寫習慣以及他們對宇宙萬物和對世界的認識。
這不僅與實用性需求有關，也受時代文化背景、思想、物質需求、生產力基礎和審美需要等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影響。
石刻形制在漢代有獨屬於它的文化內涵，我們無法脫離時代精神思想談論石刻形制，也無法脫離石刻形制談論其書法章法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