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問幾個問題，大家玩個開心一下下，好嗎？
我們如何去了解一個人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整個世界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自己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這個社會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家庭呢？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這個宇宙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一個男人呢？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了解一個女人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問題是無知的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的所知是存在錯誤的甚至是謬論呢？有誰呢回答這個問題？
誰也能回答，但誰的回答也只能是代表自己；誰也不可能回答，因為誰的答案都不可能讓所有的萬民完全認同。
有一種形式或許可以讓所有的民眾認同，那就是強迫。但強迫的結果是“口服心不服”。嘴巴里講著認同，心裡面思考著反抗。
所以，人心，思想，從來都是複雜的，甚至是混亂的。天堂地獄，六道四生，隨心念而動。所以，所有聖賢所謂的教化必然是在自我體系中遵循的一種理念。這就是信仰。
然後去宣傳，去弘揚，讓儘可能多的人去認可。什麼是正統的亦或是主流的思想呢？認可的人多了，接受的民眾多了，認可時間久了，接受的年月深了，自然而然也就正統了，亦或是主流了。這裡面其實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對錯立場。更沒有所謂的優劣之分。
對錯的立場是彼此思想較量之下的互相攻訐；優劣的分別是彼此思想市場爭奪下的比較。
王陽明的心學，其實從根上講，還是儒家理學。
理學其實已經不是純粹的儒家學說了。而儒家學說已經不是純粹的孔子思想了；而孔子思想亦不是純粹的周公之“禮制”了；……
每個人在承繼一種思想乃至於家業的時候，都不可原樣原封的儲存下來。因為，天地宇宙，人心自然，社會民風，時勢風雲都是動轉而變化的。任誰也不可能死守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合乎時宜的就保留下來；難合時宜的就丟在一邊。人是一個“活物”，心眼又如何會死呢？
我在前期的文章就說過，王陽明先生的心學不是純粹的儒家的思想。要想學的純粹一些，就去直接向孔子學。王陽明先生的心學其實是宋元理學的一個分支學派。而所謂的宋之理學，從周敦頤，邵雍之流開始，就已然不純久矣了。就更不要提什麼“程朱理學”了。而所謂的“陸王心學”也是夾雜不堪的“一盤雜燴菜”而已。
當然我們也可以換一種好聽的說法，叫做什麼“集大成者”！
所有的這些大儒夫子，私下裡深入的研究佛教經典，化為己用。這倒算不了什麼！佛法本就是世出世間法。正如《華嚴經》中有云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只要能令眾生萬民心靈活得歡喜一些，開心一些，全當佈施了。
民國之時，有很多大德高僧說儒家盜法佛教經義。我覺得倒也不至於。從文化角度講，本來就應該是互通的；從格局角度講，只要對世界，對蒼生有利益的事情，佛法自然是歡喜而佈施的；從根本的修行角度講，突然表面，不得成就的。
但令人可鄙的是，這些大儒夫子們，卻幾乎沒有不“闢佛”的。這就不厚道了。這就顯然不是“君子所行”了。所以，我於儒家漢代董仲舒之後者，壓根瞧不上。
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誠然如是哉！
什麼是聖人呢？周備萬德，仁行天下者當之。孔子的拳拳之心，顏回的安貧樂道，有若的孝為根本，最不濟還有孟子的一股子浩然正氣……
好歹，在西漢以前，儒家的先賢們還是能夠有一些德行操守的。還是能夠安立在自我標榜的“牌坊”之下的。可是，一旦這種人心私慾和功名利祿摻和在一處，道德思想和政治捆綁在一起。那就必然是心靈墮落的開始了。
當然，萬民的思想被洗刷，被禁錮，被扼殺，被奴役，被統治，被壓迫……自然也就是在自然不過的事了。
所以啊，儒家子弟供奉孔子，那是必須的。畢竟他們說的還是孔子說過的一些話嘛。但儒家子弟最應該感激涕零是董仲舒和朱熹。也可以有周敦頤和邵雍之流，還可以有程顥程頤兩位好兄弟。但最應該一天拜八遍的是董仲舒和朱熹。
可能又要有人誤會我了，認為我在詆譭或是輕視董仲舒和朱熹。那真是誤會了。我相信，就算孔子看到董仲舒和朱熹的對儒家思想發展成就和功業，也會為這兩子孫露出滿意的微笑的。至於他們還是不是推行的自己本有的思想，其實根本就不重要了。
有誰不希望自己的兒孫升官發財，福壽綿長呢？
王陽明先生的心學並不高明。他就去不具備高明的基因和條件。但陽明心學本身卻極具推銷價值。尤其是在天下動亂，人心浮躁的近代，更是如此。
正所謂：
天下大勢亂紛紛，無人心中不聖人。
王莽周公難分辨，奸雄俯首拜陽明。
功即功兮罪即罪，知善知惡非良知。
聖賢不知何處有，大街小巷偽君忙。
千萬不要小看偽君子啊！
真的有很多人，真的有太多人不懂儒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