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京師地區軍匠數量相對充足，幾乎沒有出現大規模裁汰軍匠的現象。隨著明王朝的逐漸發展，軍匠的數量急劇增加，隱患逐漸顯現。京師軍匠的裁汰主要集中在明朝的中期，以正德、嘉靖兩朝最為顯著。

這一時期，投充軍匠以及濫收軍匠的現象十分嚴重，導致京師地區軍匠數量不斷膨脹，京儲不斷被消耗，弊端叢生。因而，大臣強烈要求朝廷裁汰軍匠。但軍匠的裁汰並沒有得以順利進行，裁汰軍匠的請求一直存在於正德、嘉靖兩朝。

洪武時期，軍匠多聚集於南京。永樂遷都以後，南京的軍匠大量地被徵調至北京，同時由於北京的營建事宜等，各地衛所的軍匠也被徵調至北京，加之明朝匠役制度的推行，京師地區聚集著大量的軍匠。

就京師而言，由於京師特殊的位置，京師衛所軍匠的數量高於各地衛所。從洪武年間至宣德年間，武功三衛陸續設定，其所分置軍匠的數量至少有三萬人。宣德十年，英宗即位之初，敕諭各衙門減輕軍民負擔，發民匠在逃充軍者仍為民匠，減武功三衛，增設原管軍匠十千戶所復為五千戶所。

武功三衛下設的十個千戶所減為五個千戶所，民匠因罪充為軍匠的復為民匠，雖然軍匠數量有所減少，但也不低於一萬五千人。而錦衣衛是除武功三衛外軍匠分置集中的又一場所。關於錦衣衛的數量，在弘治十八年以前，錦衣衛舊額軍匠三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名。

可知，錦衣衛中存在著數量可觀的軍匠，可以說在正德以前，錦衣衛的軍匠至少有三萬八千人。根據武功三衛、錦衣軍匠分置的數量來看，這一時期京師軍匠的數量至少有五萬三千人。

進入明朝中期，由於京師地區軍匠的投充等，其數量逐漸增加，隨之而來的請求裁汰軍匠的奏疏也逐漸出現。雖然這一時期請求清查、裁汰軍匠的奏疏逐漸出現，但是相比於正德、嘉靖時期，這種現象出現的較少，就軍匠濫收的數量而言，也遠少於正德時期，其數量也達不到膨脹的程度。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京師地區軍匠最為集中，但由於在正德以前尚未出現軍匠數量膨脹的情況，大臣請求裁革軍匠的奏疏並不多，朝廷裁汰軍匠的現象較少。除此種情況外，出於現實的考慮，朝廷也會適時罷免一些軍匠，宣宗時期就曾將京師內老幼殘疾，以及不諳匠藝之人皆罷之。然而，此時京師軍匠的清查、罷免或裁汰的性質不同於正德、嘉靖時期。

正德時期，由於劉瑾把持朝政，軍匠濫收現象十分嚴重，其數量急劇膨脹。僅錦衣衛新添軍匠就達到兩千多人。而就軍匠增加的數量來看，京師軍匠的總數遠遠超過五萬三千人。

武宗時期，軍匠的急劇增加，與宦官把持朝政密不可分。這一時期，劉瑾頗受武宗的寵幸，權勢很大。由於內府監局主要由宦官負責管理，軍匠是他們役使的物件之一，他們可以透過役佔軍匠謀取利益。

為了謀取利益，其他宦官紛紛賄賂劉瑾，為濫收軍匠大開方便之門。其他地方衛所的軍士軍餘、或是普通百姓也透過賄賂劉瑾等宦官，進入內府監局充當軍匠。軍匠的濫收愈演愈烈，導致京儲消耗日益增大，大臣要求裁革軍匠的奏疏越來越多。事實上，早在武宗即位之初，即有大臣上疏反對內臣增加，並以此請求裁汰軍匠。

隨著軍匠數量越來越多，日益膨脹，要求裁汰軍匠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武宗對官員的反對卻置之不理，甚至明確拒絕裁汰。如正德六年，監察御史蔣瑤上疏武宗，認為近年來傳升官員及投充校尉、軍匠不可勝數，糜糧月以萬計，請求兵工二部查革，而武宗以近來建言者多浮泛不切，沒有采納蔣瑤的建議。

此外，兵科右給事中朱鳴陽、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等人，都曾上疏要求朝廷裁汰軍匠，武宗均置之不理。明武宗對待大臣請求裁汰軍匠的態度，是導致這一時期軍匠數量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武宗態度真正有所變化，是在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叛亂被平定之後。該年九月，戶部以江西之變會議，預處財用以防匱乏，認為京師各衙門冗食者過多，請求裁汰弘治十八年以後，所新新增的投充軍匠。

武宗此次的態度與之前大不相同，從之前批覆的報已聞不可等轉變到了俱從之。武宗態度的前後轉，變或許是朱宸濠的叛亂使武宗有了危機感，再加之這一時期蒙古問題，以及流民現象的日益嚴重，也使得武宗不得不加以考慮，採納戶部的建議，省京儲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武宗態度的轉變只是一時的，到了正德十五年，戶部尚書楊潭等人以京通二倉之積，今僅足兩年支用為由請求裁汰冗食軍匠，兵部覆議後認為正德以來新添軍匠俱當革，但未得到武宗批准。

正德時期京師的軍匠濫收現象十分嚴重，雖然在正德末年，武宗對裁汰軍匠的態度有一時的轉變，但在實際的執行中，並不意味著完全將京師的投充、新添軍匠完全清除，很快，武宗又開始對軍匠裁汰的請求不予理會。

總的來看，劉瑾把持朝政以來，軍匠數量持續膨脹，劉瑾死後，宦官的勢力並未消減，劉瑾雖誅，權猶在宦豎，濫收軍匠的現象仍然存在。因而，軍匠的裁汰有賴於嘉靖朝的繼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