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一度低迷。中美洲發展政策的失敗再一次慘痛地浮出水面，改革的不徹底讓大部分人生活在極度貧窮之中，卻沒有合法的政治上的解決辦法。人口日益增長，新的出口作物和牧場的牛一旦佔用了邊境的土地，人們就找不到可以維持生計的閒置土地了。
平民百姓、知識分子、流離失所的人們、中產階級、農村的農民，甚至包括部分貴族成員和天主教神職人員，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越來越發現革命是創造美好未來的唯一途徑。
一、政策失敗
“爭取進步聯盟”給中產階級帶來了希望的假象。援助的增加的確建起了新的水壩和泛美公路，但是所謂的援助從未改變整個地峽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儘管發展確實讓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除哥斯大黎加以外，
中美洲的收入水平與拉丁美洲整體相比，依然大大落後。
1980年，瓜地馬拉的收入僅次於哥斯大黎加，但是其人均收入比拉丁美洲低了40%；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與它們的鄰居相比，情況就更差T，兩國的人均收入都只有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的1/3。
財富的不均衡分配讓收入增長對絕大多數中美洲人來說只是一種虛幻：比如在瓜地馬拉，只有不到2%的經濟增長流向了20%的最貧困人口。
事實上，獨裁者們和軍隊裡職權最高的那批人把大部分援助資金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家族王朝，甚至開辦了自己的銀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索摩查家族擁有尼加拉瓜總資產的1/4；據說瓜地馬拉總統的薪水為65萬美元，更不用提他從各種商業“機會”中獲得的收入了。然而，住在瓜地馬拉的一個瑪雅族印第安人每年只能掙82美元。
只要經濟有所增長，屬於中產階級的那些中美洲人就還有希望。227生活質量上有限的提高從電氣化、教育機會和公共醫療專案等方面體現出來。但是在1973年，中美洲經濟的快速增長因世界石油危機戛然而止。石油進口的費用從1-89億美元升至1980年的15億美元，對這些由於軍費開支已經深陷債務的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1979年到1981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又導致了高利率，可謂雪上加霜，中美洲經濟就此崩潰。
很快，社會問題就不再被關注；用於進口食物和工業零件的經費越來越緊缺。
當很多國家受到通貨膨脹的嚴重影響時，他們實施的是控制工資而不是控制物價；在薩爾瓦多，一名本已窮困不堪的工人，其實際薪水收入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乂降低了1/3，而尼加拉瓜80年代的平均人均收入跌至低於70年代的水平。
失業率已經因為農業的機械化而走高，隨著世界經濟的停滯和1978年咖啡價格的直落，又進一步惡化o1981年，就連哥斯大黎加也被迫拖欠債務。1982年，5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全部下降。中美洲長期未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顯得更加嚴峻了。
二、土地和食物
早在1960年，86%的農業勞動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土地。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寡頭手中。宏都拉斯的權貴階級勢力最為薄弱，但仍然是僅5%的人口擁有50%的土地；趙過一半的宏都拉斯農場只佔用了9%的土地。
而那些大地產中，用於耕種的土地不到10%,而且種的是出口作物。
由於“爭取進步聯盟”沒有重新分配閒置土地，中美洲的大部分土地仍歸大地主所有，他們幾乎沒有種植任何本土作物。在尼加拉瓜，有收成的土地中只有11%用於種植本土作物；在哥斯大黎加只有9%。中美洲人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進口越來越多維持生計的作物，但是很多人根本負擔不起進口商品。
出口和現代化建設專案的多樣化進一步加劇了種植本土作物的土地短缺問題。
出口牛肉需要新的草地來飼養牛，因此用於種植玉米和大豆等維持生計的作物的農場經常被改成牧場。到1980年，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這幾個國家近1/3的土地都投入了養牛業。
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時，國內的牛肉消費卻由於價格上漲而下降了。牛的放牧和新增的出口作物，如棉花，使得無地農民的問題惡化了。這中間也有現代化本身所帶來的一部分原因。比如，薩爾瓦多建造水電站大壩的時候，兒千農民被迫遷徙，周邊的農村也被破壞了。
三、人口與城市化
中美洲人口的增長速度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數——1966年是令人吃驚的3。5%，這就導致了土地和食物的短缺以及薪水的下降和失業率的增高。
儘管中美洲的經濟在增長，但是由此產生的工作崗位的數量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在瓜地馬拉，30多位新工人爭搶1個新的工作崗位。即使哥斯大黎加的工業發展迅速，仍然承受著嚴重的失業問題。薩爾瓦多的問題最為嚴峻，1965年的時候，有40%的人口失業或者未充分就業。
從1950年到1980年，中美洲人口翻番，到1985年，人口總數達到了近2700萬。
與之相應的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給這些狹小國家的土地資源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比如，在瓜地馬拉的中心基切瑪雅地區，1974年時人口增長至每平方英里有10萬人，是征服時期人口的兩倍，已經超過了該地區所能承受的範圍。按英畝數來說，薩爾瓦多是最小的國家，其人口從20世紀60年代的每卓方英里400人增加到1985年的近700人。
自30年代起，薩爾瓦多人就向北逃亡、在宏都拉斯農村尋求避難；到1969年，已經有30萬人這樣做。宏都拉斯的人口原先每平方英里平均只有55人，薩爾瓦多的移民加速了“足球戰爭”的爆發，在美洲國家組織成功讓兩國停火之前，有幾千人在這場戰爭中喪生。邊界雖然透過協商定了下來，但是仍有領土爭端遺留，近40年都未得到徹底解決。
四、不一樣的貝里斯
當人口過多和社會不平等在中美洲大多數地區都激起反抗的時候，英屬宏都拉斯卻並非如此。英屬宏都拉斯與中美洲其他地區不同，人口不多。
這個國家比薩爾瓦多大2000平方英里，是從聖喬治島的單個英國拓殖點發展起來的，但一直是美洲大陸上人口最少的國家。國內沒有工業，也沒有能夠吸引新定居者的自然資源，只有一些熱帶商品，如香蕉和其他水果、桃花心木以及做口香糖用的樹膠。
人口有所增長，但十分緩慢
，就像這個國家從英國統治的殖民地轉變到英式的代議制自治政府，再到1981年成為獨立的民主國家，整個過程也很緩慢。
各種民族加入到克里奧爾人（英國伐木者和他們的黑人奴隸的後代）與瑪雅人的人口之中。19世紀中葉，來自墨西哥和瓜地馬拉的瑪雅人搬進了佩滕森林，加利福納人從動盪的宏都拉斯重新定居到了沿海地區，如丹格里加，也就是斯坦港。來自大英帝國的印度人和其他亞洲人以商人的身份在貝里斯城定居。信奉孟諾派的美國農場主在政府的鼓勵下，成了該國的食物供應商。
在20世紀80年代，幾千名難民從飽受戰爭摧殘的中美洲來到這裡。
到了1985年，所有這些不同的種族和主要的克里奧爾人群體加起來，貝里斯的人口到達了165000人，相當於每平方英里16。3人的人口密度。其土地以熱帶雨林為主，20世紀90年代生態旅遊的概念推廣之後，雨林成了一大自然資源。除了天賜的富饒土地之外，英國軍事上在這裡的持續存在也保護了貝里斯免受美國的軍事操縱，野心勃勃的瓜地馬拉也無機可乘（1975年瓜地馬拉差一點就對貝里斯發起武裝侵略）。貝里斯作為一個新的國家，政局穩定、民主制度健全，多虧於此。
但是缺乏經濟發展機會這一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隨著中美洲難民不斷湧入貝里斯，貝里斯人則向北美移民，希望在那裡尋求工作機會，雖然在貝里斯當地也有聯合果品和箭牌等國際公司。
就連哥斯大黎加都不再有公共土地可以分配給農民；到1973年為止，有10%的農業用地被非法佔用。邊境在19世紀自由派的土地變化中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但是隨著邊界的關閉、新的出口作物和與日俱增的牛牧場對處女地的佔用，中美洲連邊地都失去了。
沒有土地的農民到處找工作，許多人在自己的國家裡當起了四處遷徙的工人；僅棉花產業就僱傭了100萬季節性工人。還有一些人走投無路在城市裡做起了日工，他們在那兒加入了更有組織性的製造業工人隊伍。這些曾經主要來自農村而且守舊的無土地者，在社會中創造了一個無家可歸也不能充分就業的飢餓階級。20世紀60年代，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在尼加拉瓜（32%）和宏都拉斯（20%）都翻了一番。
到1980年，只剩下一半中美洲人生活在農村。
20世紀70年代，中美洲變成了一個人口過多、貧窮卻越來越城市化的地區。新的無地階級和城市貧民人口與幻想破滅的中產階級聚到一起，證實了是一個不安的組合。
五、教會：解放神學
20世紀60年代，天主教展開了一場自16世紀以來規模空前的福音傳道運動。
根據教皇約翰二十三世的教宗通諭的指示，教會公開聲明瞭人權和每個人都過上高質量生活的重要性。
教皇說，只有完成這些目標，全世界的社會動盪才會結束。1968年，新的教皇保羅六世在麥德林就這些主題向拉丁美洲的主教們做了演講；很多神父、修女和民眾受此啟發，去到農村地區生活和教書，為實現這些宗教目標貢獻自己的力量。
這些宗教個人所遭遇的社會現實在政治上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他們也因此呼籲教會更加直接地參與社會問題。在拉丁美洲，這場運動被稱為解放神學。在1979年的一次會議上，一群主教發誓他們既不站在共產主義丄邊也不站在資本主義一邊，他們提出，只憑民主權利來解決印第安人、農民和城市中無產階級的基本需求是不夠的。
隨著游擊隊受到這些隊伍的支援，解放派神父們也經常表示出同情，他們相信必須對社會進行結構重組才能消除針對窮人的制度化行為。儘管主教們堅持社會正義應該和平取得，有些神父堅信如此深刻的社會變革不透過革命是不可能達到的。
尤其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有些神父自己都成了游擊隊員，如詩人埃爾內斯托卡德納爾。
1978年上任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有意迴避解放神學，但是他對世界事務的這種保守主義立場不能阻止中美洲革命事件的發生。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對教會、對他們佈道的國家、對世界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從大城市到大部分農村地區到處都有教區，神父們影響了各行各業的人們，激醒了很多人心中那份改善自己處境的願望。
主教們成為國家的道德良知，許多人被他們喚起進行政治改革和反抗。當然，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觸怒了其他人，比如薩爾瓦多的那群寡頭，他們搖身一變成了福音派新教教徒。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汽車保險槓上的貼紙都寫著：薩爾瓦多人“要愛國，殺神父”。僅在70年代，就有850名拉丁美洲神職人員被虐待、驅逐或者謀殺。
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的呼聲激起了全世界的人權和宗教組織都來呼籲一中美洲需要更大的正義與和平。
非政府的政治勢力越來越強大，以至於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企圖對有侵犯人權紀錄證明的國家終止軍事援助。這一政策的確讓索摩查領導的尼加拉瓜減少了虐待，但是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的統治者寧可暫時拒絕美國的軍事援助也不願服從。
卡特的繼任者美國畠統里根支援軍事上的勝利，當里根以軍事政策取代人權政策之時，世界的關注依然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隨著美國公民在薩爾瓦多遭到暗殺或者在瓜地馬拉失蹤這樣的情況出現，這種擔心也在美國傳播開來。當美國資助的轟炸部隊襲擊尼加拉瓜時，北美洲人和其他關心此事的世界公民專門來到受此影響的地區，
以“和平見證者”的身份來阻止轟炸。
在20世紀80年代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政府戰略中，天主教會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與其他宗教和人權組織是核心參與者。正是有了他們的支援，中美洲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才最終得以透過談判取得和平。
結語：
20世紀70和80年代的經濟政策讓中美洲的人們變得更加貧窮；獨裁者們有強大的軍隊撐腰，阻止了每一次民主化的嘗試，也阻擋了中產階級走向上層社會的去路。
由於戰爭籠罩著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美國把宏都拉斯作為其軍事指揮基地，並挑釁哥斯大黎加的中立立場。整個中美洲都捲入了毀滅性的戰爭漩渦，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