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當英國佔領斯里蘭卡後，無論在倫敦、在加爾各答或在馬德拉斯，都沒有任何人制定出有關斯里蘭卡將來的行政或發展的明確政策。英國屬地的安全如果受到威脅，則必須予以反擊，除了這一點可以理解的考慮而外，沒有任何人制定出一個宏偉的帝圍計劃，對必須要完成的事項作出規定。這樣大部份問題的決定權就留給該地的當事人了。諾思正是這樣一個當事人，他的重要性亦在於此。
如同其他的斯里蘭卡早期殖民地總督一樣，諾思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獨裁者。
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些顯要之所以在斯里蘭卡被授以大權，並不是由於他們追逐權力，或者野心勃勃，非要在這個特定地區掌權不可，而是由於他們在自己事業的程序中逐步獲得了權位。這種權位要求他們必須是有才能的人，而他們也自信具有足夠的才能，並願趁此時機大顯身手。對這些人，正如弗霞德里克·諾思一樣，斯里蘭卡乃是他們的“天下”。他們代表英王陛下來此進行統治，他們個人的一切是那麼緊密地同這個國家聯絡在一起，以致他們本人就等於是斯里蘭卡了。沒有人否認過他們的權利。在他們手下工作的文武官員，都是他們的英國僚屬，這些人的私怨和嫉妒雖然使他們感到無畏的煩惱，但並不足以形成威脅。
正如巴恩斯在1819年7月81日致巴瑟斯特的第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樣，當地居民幾乎無異於原始部族：“在這一帶所產的椰子滿足了他們的一切需要，而他們的需要似乎愚非常之小的。一般地說，除腰間僅有一點遮蔽之外，他們是完全裸體的一事實上由於受陳規陋習的約束，有的不得不裸露其體。”也許有一個不安本分的大法官或者一個不合時宜的軍隊司令居然異想天開，自比總督。但是諸如此類的麻煩，對於這些總督來說，也是不難立即消除的。
這種把個人同有關殖民地的一切計劃等同起來的性質，足以證明為什麼所有這些人一諾思梅特蘭、布朗裡格、巴恩斯霍頓等都極容易被任何含有批評或指責意味的事物所激怒。
他們熟悉斯里蘭卡這個地方，也知道什麼對斯里蘭卡最為有利。對這一常理的懷疑也就是對他們的侮辱
。在諾思和布朗裡格任期之末，英國國內對他們的政務提出了各種批評，這時他們的健康狀況都已不佳了。他們帶著急躁的心情等候那些跚姍來遲的接任者梅特蘭不斷髮表他不接受任何批評的宣告使讀者覺得他的抗議未免有些過份。巴恩斯和霍頓則認為，把斯里蘭卡包括在科爾布魯克調查團的調查範圍之內，那是存心對他們在斯里蘭卡的一切建樹進行挑剔，以便達到攻擊個人的的。
巴恩斯對調查團的武斷報之以凜若冰霜的獨怒。他感到必須把這種武斷看成是“對我本人行為的審查，因為人們必將作如是觀；而霍頓在給戈德里奇子爵的信中則滿紙流露著他對科爾布魯克-卡梅倫報告的“痛心疾首”。以後的總督不可能這樣輕易地自視為斯里蘭卡的化身了，因為測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的殖民部、歐洲的公司以及那一小批從所受教育中得到好處的本地居民所起的作用，都足以使總督無法再持有任何類似這樣的觀點，即英王陛下的代表就是島上的一切。但事實上，殖民地總督在那時早已改變其立場，而在聲稱自己的作用只不過是在相互衝突的利益之中，充當一個名義上的法官，進行平衡和調解而已。
第一個熟悉當地事務的人物是諾思。應該把他看成怎樣一個人呢？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事隔這麼多年能夠對諾思的人品有所評價而不囿於他的朋友和政敵的各種偏見。那就是，他的虛榮代理人和創業者心不讓他滿足於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所帶給他的種種有利條件。他極欲證明自己能夠憑藉自己的才能留名於後世。他不是沒有才能的；在他的腦際縈繞著一些開明的想法，他的關於自由的概念是同他對希臘各種制度的讚揚交織在一起的；尤其突出的是，他對他的事業抱有很大的熱忱，而當時所謂“熱忱”一詞卻意味著那種需要理智和判斷力來加以約束的衝動。他一度當過議會議員；後來，從
1795--1796年，當英軍佔領科西嘉時，擔任過該島副王手下的大臣。
在諾思童年時期，英國人已經很熟悉科西嘉了，因為帕斯卡爾·保利早已是約翰遜那一圈人的密友，“早已用他為自由而戰鬥的事蹟激發了英國人的想象。諾思必然曾經設想，只要給他以機會，他便會以解放者和立法者的角色出現於舞臺。1798年，在另外一個島上，他似乎遇到了這樣的機會。
在委任狀尚未領發之前，他就出發了。
到了帕斯卡爾·保利，曾領導科西嘉人反抗熱那亞統治的一位將軍，1757-1768年為科西嘉政府首腦，後在抗法戰爭中失敗，流亡英國。
他在倫敦逗留期中曾結交包括英國文學家約翰遜博士在內的許多流派
。他隨身帶來了一個自己的小朝庭，準備統治他所謂的“天下”-一斯里蘭卡島。這個小朝庭共有成員八人，都是他親自選拔任命的。其中有西爾威斯特·戈登的侄子和自己的母一個近親。除了八人之外還有一人，這就是克菜格霍恩，他因協助公司奪取荷總領地有功，得到了公司董事的厚酬，現在則從殖民地秘書”的身份歸返他建立功勳的故地。雖然在去斯里蘭卡的航程中他同諾思相處尚好，但要兩個自命不凡的八物長久相互忍讓，那是很難想象的。
不久，諾思便感到，在發給他的委任狀中所列的各種細節，尤其是它的附件，使他厭煩。他的抱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直到1801年，新的議案才對這些細節和附件作了修改。也就是在這一年，鄧達斯在他的公文中提出，在科倫坡成立一個由總督主持的參事會。這個備諮詢的參事會殖民地秘書，即後來的秘書長。
即使他不準備獨攬大權，諾思在他初到島上之時，也會感到那些加在他身上的種種行不通的約束是無法忍受的。
不久，他便把公司和它派在島上的大小官吏視為他執行總督職權的最大障礙。他同各方面高階官員的爭吵表明，不論是什麼事，只要有損於他作為英王的斯里蘭卡總督的尊世和重要性時，他都是暴跳如售的。1798年4月19日，英王的委任狀，即他在孟買焦急盼望的那個委任狀，在斯里蘭卡的檔案館中現已查不到了。據詹寧斯推測，也許是諾思退職時帶走了。如果真是這樣，那也一定是因為他對搜予他的權力感到十分自豪的緣故。可是，迄今在他的檔案中也找不出這份委任狀來。
諾思在每一個地方都很敏感地看到了壓迫和敵視的存在。究竟是他對自由的熱望引起了他的敏感，還是這種敏感引起了他對自由的熱望，姑且不論，但人們總不可能不覺察到，他抱有一種南怪成見：認為幾乎所有同他接觸的人，要不是”作為一全團體成員在壓迫人，就是作為個人在敵視他並急於貶損他這位英王總督的尊嚴。他在斯里蘭卡遇到的一切政府機構一-公司的、荷蘭人的或康提國王的——對他來說，都是“壓迫人的”，“暴虐的”，“邪惡的”等等。
從他的言論和行動中顯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感到自己負有拯救受壓迫者的職責
。
他決定串通康提國王的首席大臣皮利馬·塔勞伐來搞陰謀活動，也就是說，他在把拯救受壓迫的斯里蘭卡這一計劃中的一部份付諸實現。正如別人會看到那樣，他也必然看到了，1799年康提國王的處境將極為困難，甚至會淪於無法維持的地步。道格拉斯是透過諾思瞭解到這種局勢的，他評述道：“我們佔領並主宰了那塊連綿不斷的地帶；它沿著四周的海岸線而蜿蜒，將整個康提王國包圍在其中。
康提王國必須從外地取得各種供應，特別是日用必須的食鹽。同時還必須出口他們自己的各種貨物，就進出口而言，我們對該地帶的佔領實際上已使我們控制並統轄了廉提王國
。那裡的肉桂園，只要稍事培育，就足以供應全世界的需要，因此，掌握了那些肉桂園之後，我們便無需再依賴康提人的供應了；肉桂在過去是他們的權力和稅收的主要來源，而現在則對他們毫無價值，非由我們來左右不可了。再者，我們對大海和港口的控制也使我們成了斯里蘭卡另一個主要財富來源-採珠業——的主人。既然如此，斯里蘭卡內地國王的獨立和主權豈不是虛有其名了嗎？”
這一類有見解的評論，在諾思的心目中，不能同他的虛榮心和他對壓迫的忿恨相抗衡。於是他便同國王的首席大臣進行種種勾結，但又不給國王首席大臣以任何好處，因為無論是公司或英王陛下政府都沒有賦於他進行這類交涉的權力。當然，他向鄧達斯報告了他準備同國王簽訂一項條約的計劃，根據這個條約，康提王國將受到英國人的保護，而英國人則將修建一條從亭可馬裡通往康提的道路，並得到牛肉的供應；因為沒有牛肉，軍隊是無法維持的。
這些陰謀的全部內容還有待於整理。皮里斯曾仔細研究過英國方面的檔案。可惜的是，在康提方面，檔案都很缺少，以致難於證明究竟皮利馬·塔勞伐的要求和承諾是些什麼。顯然，他是在搞背叛國王的活動，但不能斷言他對英國人的食言是有意的，是圖一時之便的。人們經常譴責康提人不講信義，其實這往往是由於在歐洲人和東方人之間，語害表達的方式有所不同。雖然在更早的時期，那些征服東方的歐洲大都認為，基督教徒在對待異教徒時用不著遵守信義和真理，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他們開始從道德上強調語言的堰率和真截，不管這種坦率和重截如何令人感到不快。相形之下，東方人則著重於愉快的社交方式，其目的曾經是（現在還是），透過言談造成歡暢的氣氛，甚至不惜隱瞞傷害感情的真實情況。談話人總想使就聽者樂於同意他的願望。關於這一點，福斯特在《通向印度之路》一書中，有獨到的描寫。巴塔恰里亞夫人曾答應派自己的車子去接兩全英國貴婦，但隨後又忘記了，我們不能指責她誠心說謊，因為按照她所習慣的上等禮節，這樣說，是表示她對她們的最大好感。由此可見，英國人有可能誤解了皮利馬·塔。勞伐的意思。
既然透過陰謀達不到目的，諾思便轉而採用武力。第一次康提戰爭（1803年——1805年）是一次懲罰性的遠征。他藉口康提人虛待了英王治下的摩爾商人，所以才興師問罪，要求圓滿答覆。歷史是重演的。在開闊地帶作戰，康提人不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歐洲和地方軍隊的敵手，但是他們卻長於游擊戰術，對於這支無路可循、大雨滂沱和士兵多病而無法維持其供應線的敵軍，他們是不難予以狙擊的。一小隊英軍開至康提，把它佔領了。
結語:
究竟那個不幸的戴維少校是如何安排他所帶領的軍隊安全回到亭可馬裡的，不得而知。事實是：這支有三百七十名兵員的部隊，其中大部份不是被康提人砍倒在地，便是怕當俘虜而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