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建立前，奧斯曼人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牧業經濟是奧斯曼經濟生活的主體。建國後，
隨著對外擴張和所控制的農業居民不斷增多
，農業經濟和從定居農業獲得的收益在奧斯曼人的經濟生活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奧斯曼貴族越來越重視定居農業，控制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財富，並越來越嚮往定居生活。逐漸地，奧斯曼人轉向定居生活，從而實現了從遊牧到定居農業的經濟轉型。
一、建國前奧斯曼人的遊牧生活
在建國前的近200年間，奧斯曼部落一直在伊斯蘭世界過著遊牧生活。他們一方面放養牲畜，另一方面掠奪比他們弱小的鄰居，還為塞爾柱統治者服務的過程中從事襲掠。奧斯曼人這一時期的遊牧生活同其祖先突厥人此前數百年間的遊牧生活毫無二致。經常性地從事掠奪家畜、奴隸和財富的戰爭，
與遊牧生活共同構成他們的主要生活內容
。即使直到13世紀後期，他們仍然過著遊牧生活，而城市則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天地。然而，由於缺乏關於這一時期奧斯曼人的歷史資料，所以很難準確描述他們的遊牧生活狀況。根據同一時期大多數突厥遊牧民的生活，我們以此可以推測當時奧斯曼人大致的生活狀況。
從11世紀末到13世紀末，大多數小亞細亞的突厥人過著遊牧生活，他們活動於小亞東部、中部擁有河流的山谷，那裡擁有類似中亞草原的良好牧場。這些遊牧部落在夏季牧場和冬季牧場之間來回遷徙。作為他們遊牧生活的基礎的畜群為其提供了日常必需品，如食物、服飾和帳篷，
也為他們提供用來交易的一些物品
，包括肉類、獸皮和毛髮等。同時，他們也從事劫掠拜占庭帝國邊疆地區的活動，以獲得戰利品和奴隸。同時期的奧斯曼部落應該同樣如此。但並非小亞細亞所有的突厥人在同一時期都過著遊牧生活。
儘管大量來到小亞細亞的突厥穆斯林是遊牧民，然而也有一些人逐漸定居在草原的土地上，或者定居在一些被遺棄的空置的拜占庭村莊，或者與當地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在佔領一些基督教民眾的村莊後，突厥人往往以此為營地並在此過冬。當然，這些定居下來的部落漸漸放棄了他們的遊牧生活方式”。當然，
也有一些曾在中亞地區變成農耕者或半農耕者的突厥人在小亞細亞建立新的村莊
，定居下來從事農業生活。建立新村莊的突厥人往往以他們部落首領的名字來命名村莊。在一些突厥人從遊牧轉向定居農業的背景下，作為其中一支的奧斯曼人也必然在經濟與社會生活方面受到影響。
在這一歷史時期，大多數突厥人從遊牧生活轉向定居農業生活是一種普遍現象和趨勢。奧斯曼人也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潮流，在13世紀的時候轉而向定居農業生活過渡。
二、建國後從遊牧向定居農業生活的過渡
隨著對外擴張和在小亞細亞地區控制越來越多的土地，奧斯曼人面臨著重要的社會管理問題，即作為遊牧統治者的他們應如何管理當地的農業和城市經濟。要有效地統治城市裡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奧斯曼人就必須完成從劫掠者到統治者，從遊牧生活到農業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轉變。
奧斯曼一世成為部落首領的時候，率領族人對外擴張，並佔領了埃斯基謝希爾等城鎮，
並以耶尼謝基爾為中心建立國家
。國家的建立和政治中心的確定，進一步加快了奧斯曼人從遊牧生活向定居農業生活的轉變。在建立國家之後，奧斯曼一世本身就統治著許多突厥遊牧民、半農耕半遊牧的人以及定居農業人口，甚至還統治著一些城鎮。為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財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拜占庭人的衰弱，以此征服更多的土地和城市。他早期對伊斯尼亞平原的征服就表明了其對土地的嚮往。
基督紀元1299年7月27日，奧斯曼首次入侵尼科米底亞地區，準確無比的日期像是在揭露一些預兆，這個迅速成長的怪物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在他統治的二十七年期間，編年史一再顯示出類似的入侵行動。俘虜和自願投效人員加盟，使世襲的部隊在每次戰役以後人數倍增。
他並沒有撤回山區
，只是維持用處最大和最易防守的哨所，把最早搶劫的城鎮和堡壘加強防守的力量，在立國初期的首都興建浴場和宮殿，拋棄遊牧生活。
早在奧斯曼一世時代，奧斯曼人的經濟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遊牧經濟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大大降低。當時，農業經濟為國家提供了83％的稅收，而遊牧經濟的稅收卻只佔國家收入的17％。農業經濟已經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重要經濟基礎。
土地和人口意味著財富
，所以帝國的追隨者們希望透過開疆擴土來獲得更多的土地和戰利品。
三、帝國農業經濟的發展
為了鼓勵農民耕種和開墾土地，奧斯曼蘇丹如同之前的塞爾柱統治者和其他土庫曼統治者一樣，採取各種措施，將人口安置在未開墾的土地上，給予減免賦稅的優惠政策，有時甚至提供農具和種子，以使戰爭狀態下的農民能留在土地上及吸引其他人從事農業生產。此外，奧斯曼蘇丹還將荒地轉交給托缽僧們，
或者國家奴隸和農奴
，由他們來進行耕種，有時甚至為他們提供種子和耕牛。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就曾讓戰俘和土庫曼人進入被希臘人遺棄的村莊。以優惠政策安置基督徒農民和拜占庭俘虜的政策在塞爾柱人統治時期就實行過。
土地所有權方面，“雖然奧斯曼的土地佔有體系很大程度上借鑑了塞爾柱人，但它不是簡單地直接延續，而是也受到蒙古統治的影響和拜占庭人實踐的影響，
在安納托利亞
，也受到奧斯曼人征服的巴爾幹地區土地佔有體系的適當影響”。奧斯曼帝國的蒂瑪爾封地體系就是拜占庭帝國的普羅尼亞制度和塞爾柱人的伊克塔制度相結合的產物。蒂瑪爾封地體系是奧斯曼帝國在文明交往中受其他文明或國家土地佔有體系的影響，形成的自己獨特的土地佔有體系。
在奧斯曼帝國內，除了極少數例外，所有土地在原則上都歸國家所有。“由於土地對國家來說是一種財富資源，因此在有效且井然有序地估算收入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國家應該知道其控制的土地的產量。這是透過土地調查體系來實現的，在奧斯曼人統治，這種調查體系能夠定期對村莊、農民、牲畜以及農作物的書目進行詳盡的記錄，稅收也因此產生了。”
奧斯曼帝國在征服一個地區之後，立即派專職官員對那裡的土地和人口展開調查，並列清土地數量、財產，確定應繳納的稅額。調查的過程中，由基層的伊斯蘭教法官進行監督，調查的結果要編成一份詳盡的記錄簿。調查記錄簿上的內容很詳細，
不僅有一個地區內的戶數、寡婦數和未婚男子的數量，
土地數量和小麥、穀物等農作物的產量，而且還列出果園、葡萄園和蜂房等細節和產量。詳細的土地調查和人口、作物調查有利於加強國家對土地和人口的管理，便於確定應徵收的稅額，使國家確保農民固著在土地上。同時，官方還要準備一份簡要記錄簿，上面只給出村莊和行政部門的名字以及年產量即可。
依據奧斯曼官府的土地調查紀錄，蘇丹及其代理人往往將一定數量的土地作為一份贈與物，授予蒂瑪爾持有者，以換取後者的軍事服務。農民一般為蒂瑪爾領主或納稅農莊耕種土地，承擔沉重的稅賦。他們生活貧困，
居住在簡陋的房屋裡
，生產技術也比較落後。這樣，在奧斯曼帝國內形成層層等級的軍事采邑制度。“顯然，軍事采邑制的實行，使奧斯曼帝國在中世紀的經濟基礎之上找到了支援帝國軍隊的理性經濟制度，使帝國的行政管理與其商業、社會和農業政策都能適應軍事的需求。”
在作物種植方面，奧斯曼官府鼓勵經濟作物的種植。例如，小亞細亞的農業產品不僅有小麥、大麥、水稻等糧食作物，而且還有豆類、棉花等經濟作物和蔬菜、水果、蜂蜜和白糖等。
這些經濟作物的種植十分有利於發展帝國的對外貿易。
奧斯曼帝國在擴張過程中，繼承了此前已經存在的各種稅收體系。其中之一是包稅制度。在農業稅方面是如此，“這確保國家有一個穩定的收入，而不需要維持任何形式的徵收體系或因像市場波動或農作物收成失敗情況這些因素而冒的險。這一體系下所有這些風險落到了包稅人的頭上，然而，
他們從任何成功的投機中獲益
，並從攀升的市場或繁榮豐收中獲得利益。這一體系常常被認為是落後的制度，因為它把大量權力交到了保稅人的手中，而且國家放棄了在其經濟一個重要部門中的責任。
它的確在後來的時期記憶體在相當多的缺點，當時包稅人本質上變成不受控制的半獨立的權貴，他們在18世紀的活動正嚴重地破壞地方上的人口和國家。其後時期包稅人的消極影響並不意味是無意識的，然而，其在14和15世紀早期突厥國家中的應用是一件壞事。實際上，只要國家強加且能夠控制其包稅人，防止腐敗性過度課稅，
那麼它給這些新國家帶來的經濟安全是重要的
，確保一份安全的收入而不需要複雜的徵稅結構，甚至，能夠被認為對商業活動提供刺激，因為在這一體系下，包稅人擁有增產的動機，至於為了進出口關稅，則鼓勵貿易。”
總結
透過在文明交往中借鑑、學習之前的土地佔有制度、農業發展和稅收政策，奧斯曼帝國的農業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為帝國的工商業發展和迅速崛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以同樣的方式，一個流暢的宗教途徑和避免嚴格的正統說法使奧斯曼人擴張的道路順暢，
並使拜占庭的東正教農民輕鬆地接受新的統治者
，同樣，他們接受，而非毀壞像稅收或土地所有制體系這樣的經濟體系。突變的成分越少，潛在的反抗就變得越少。財政沒有被中斷，國家避免任何建設、強加和實施新稅收方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