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前的明王朝中後期，各種矛盾愈發尖銳，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層出。他們彼此之間明爭暗鬥，牽涉甚廣，在這些政黨中，有一個名叫東林黨的黨派。該黨發跡於江南地區，品評朝政人物，勢力不斷擴大，敢於正面與魏忠賢主導的閹黨抗爭，為後世所欽佩。那麼名噪一時的東林黨是在怎樣的社會大背景下形成的呢？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商品經濟發展，新的利益團體形成
中國封建社會一直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統治階層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利益，
其統治基礎便決定了他們要損害農民階級等其他階級的利益。當其他階級的基本利益能夠滿足的時候，彼此之間的平衡還能夠維持，一旦新的利益需求出現，那麼他們自然要為自己的利益發聲，這時候代表其利益的團體也就應運而生了。
明代中後期的江南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自經濟重心南移以後，南方的經濟基本處於繁榮狀態，是比較發達的，
發達的經濟下便容易孕育出更高形態的經濟方式。
江南地區，比如蘇州、杭州、太湖等地，除了糧食產出較盛外，絲織業等手工業部門也是極為發達的，這與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的繁榮有很大的關係。
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百姓特別是市民階層對於絲織品等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根據供需原理，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生產者要想辦法在保證質量的同時將產量提升上去。以紡織業為例，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男耕女織的運作方式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這個時候便出現了僱傭模式。
在僱傭關係下，資金充足者可以購買一定數量的織機，招募相應的工人從事紡織工作，根據工人的勞作情況為其提供報酬，具有一定規模的工作場所我們稱之為工場。
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表現，它與封建經濟模式下以農耕為主、自給自足的情況有很大不同。
工場的出現帶動一系列產業模式的發展，從原料購買到工人招募到產品生產再到最後的售賣，逐漸形成一套專業的商業執行圈，他們也就日益形成了新的利益群體。唯有保證這一模式的正常運轉，這一利益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但是處於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明王朝統治下，要想衝破封建經濟的桎梏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處於中後期的明王朝各種問題接踵而至，
對外戰爭、邊防鞏固、統治者奢欲的增加等，都要求財政收入的擴大，
但是僅從農民身上搜刮是遠遠不夠的。那麼統治階層自然將目標放到了商業、手工業等方面，而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江南地區更是首當其衝。於是政府加強對這一群體的掠奪，為了保證農業經濟的正常發展，甚至使一些工場主破產，無法經營下去。
在“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生產關係下，這些工人基本上都要依靠機戶謀生，一旦工場被壓迫至倒閉，他們也就隨之失去了生活來源，這種情況自然是這一利益群體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因此他們需要一個能夠保護其利益、在政治上為其發聲的政治派系來謀求發展，在江南地區誕生的東林黨接受了這一重任，成為這一群體的代言人。
礦監、稅使掠奪無限，反抗浪潮迭起
明政府對於工商業者的壓迫還是很重的，皇室會直接開設皇店與其他商人爭奪利潤，到了萬曆皇帝時，對於財產的掠奪更加明目張膽。
為了搜刮更多的錢財，萬曆皇帝派出宦官以“礦監”、“稅使”等名義前往民間大肆掠奪。
這些宦官透過搜尋礦脈、設卡徵稅等手段侵奪百姓的資產，工商業群體深受其害。
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遭受的掠奪尤甚。當稅使來到這一地區，設上重重關卡，對來往的行商徵收重稅；對於生產工具，如織機等也徵收相應的稅。這對於以商業活動為主要生活的工商群體而言無疑備受打擊，那些財力不足以承受稅使掠奪的工商業者，尤其是紡織部門，只能“杜門罷織”，以此為生的機工們失去了生活來源，連基本的生計都難以維持。
明朝時期，市民階層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他們的利益要求已經很難被統治者所忽視，而
明政府派出
“礦監”、“稅使”外出掠奪的方式已經嚴重侵害了他們的利益。
這些宦官“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導致“天下蕭然，生靈塗炭”，這一群體已經無法忍受，故而開展了數起反抗掠奪的鬥爭。
比如萬曆二十九年爆發在蘇州的一場市民反對稅使孫隆的鬥爭。由於孫隆的大肆掠奪，許多市民失業，難以生存，他們在織工葛賢、徐元等的領導下，開展了一場維護權益、反對稅使的鬥爭。參與反抗的隊伍達兩千餘人，他們搗毀稅使所在的衙署，殺死作威作福的爪牙，最終孫隆逃離此地，後被罷職，蘇州市民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取得一定勝利。
但是這些反抗鬥爭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鬥爭持續的時間不會過長，多以驅趕出礦監稅使而告終。雖然短期的目的實現，但是沒有取得更大的成效，如為工商業者和市民階層謀得官方保障，他們可能還會受到其他名目的掠奪，
因此就需要一個官方的政治團體保護他們的利益。
東林黨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產生。
明代中後期城市工商業者、市民團體反對封建政府的掠奪，反映了這一利益集團勢力的崛起。在反抗鬥爭中，一些利益受到損害的官僚階層也參與其中，在複雜階級爭鬥中誕生的東林黨群體，大都出身於江南地區，他們瞭解這一地區的情況，積極為工商業者發聲。如他們反對礦監稅使對人民的掠奪、要求減輕人民的賦稅、發展東南地區的經濟等。
顯然，
東林黨的這些主張表達了江南地區人民的心聲，維護了他們的利益。
因此他們得到了這一地區人們的廣大支援，勢力逐漸發展。後來名聲大燥以後，東林黨中的一些人進入朝堂之中，在當時朝堂上的各派政黨中，他們可以算是一股清流，能夠儘可能地維護本地區人民的權益，在政治生活方面也以正直忠誠相標榜，毫不畏懼閹黨的迫害。
各階層矛盾尖銳，黨派鬥爭成常態
東林黨的主要創始人顧憲成是一位敢於直言極諫之人，他並不畏懼權勢，對於政事發言往往依據心中的那套禮法制度。明神宗時期就立太子一事開展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國本”之爭，不同的政黨圍繞自身的利益僵持不下。顧憲成謹遵“無嫡立長”的祖宗之法，反對立神宗傾向的常洵為子，堅決主張年長的朱常洛為太子，這就引起了神宗的厭惡。
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顧憲成被罷職，因此他回到了家鄉無錫。雖然無法在朝堂上為國家出力，顧憲成並不氣餒，他在別人的幫助下，開始在東林書院講學授道。集聚東林書院的還有高攀龍、安希範等人
，
他們多為遭貶或革職計程車大夫群體，有著共同的抱負，而且富有政治經驗。
當時的明朝堂上派系林立，不同的勢力開展曠日持久的爭鬥，時常弄得朝政混亂不堪。東林一派雖身處朝堂之外，但是他們積極評議朝政、品評當時之人物，受到時人崇敬，前來聽講者人數日多，甚至朝堂官員也參與其中。在當時黨派並不罕見的大背景下，東林黨的形成也就順理成章了。
東林黨的主要發起人大都屬於江南地區戶籍，他們代表的自然也是本地區的利益。
由於明朝區域內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的利益訴求也會有所差異，
如此一來，便會有矛盾產生。經濟利益的訴求反映到政治層面，便是不同的派系政黨之爭，他們積極擴大政治勢力，打壓其他黨派，以獲得更大的政治發言權，保護本集體的利益。
東林黨創立之初雖處於朝堂之外，
但他們很好地利用了社會輿論的力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勢力。
他們代表了東南地區地主階級、工商業者、市民階級等的利益，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大聯合，獲得他們的支援後，發展勢頭甚猛。但複雜的階級組成也使東林黨內部的情況更為複雜，為其後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結語：
東林黨在明後期的黨派爭鬥中佔據重要位置，是不可忽視的存在。他們的產生與發展和當時的社會境況息息相關，透過對東林黨產生的社會背景的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到明朝中後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狀況以及市民階層、工商業者群體的勢力發展。在看待東林黨人提出的各項主張時可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參考資料：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