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般題作《孔雀東南飛》，即以詩的首句作為篇名。這是我國最長的一篇民間敘事詩，全首共有三百五十七句，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它的出現，標誌著兩漢樂府民歌的最高成就。
《孔雀東南飛》
這首詩最早見於南朝徐陵編集的《玉臺新詠》，作者姓名已不可知。詩的前面有序說：“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這段小序極明確地告示了我們這詩產生的時代。早在建安以前，即已有形式完美而篇幅較大的敘事詩如《羽林郎》、《陌上桑》等作品；到了建安時代，乃有篇幅更大的敘事詩《悲憤詩》；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出現於此時，當為詩歌本身發展史所許可的。這首詩從產生以至被徐陵編入《玉臺新詠》，在民間流傳了三個多世紀。由於詩的故事動人而為廣大人民所愛好，自然會在長期流傳中不斷得到豐富和加工，因而詩中也不免會出現建安時代以後才有的生活事物，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詩的產生時代。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這首長篇的民間敘事詩，是具有非常豐富強烈的悲劇性的故事內容的。在故事的敘寫中，作者的態度和感情，給我們表示得很鮮明。作者在詩的結尾叮嚀讀者說：“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作者告誡後人什麼呢？就是勿忘這次教訓而再製造悲劇。至於這一悲劇之造成，如詩序所極簡要概括指出的，首先是焦母對劉蘭芝的驅遣，再加以劉兄的逼嫁，於是這一對情偶便不得不以死來實踐他們對貞純愛情所作的保證。因此，作者對於焦母和劉兄，給以令人感到非常兇狠卑鄙的形象；而在劉蘭芝和焦仲卿的形象中，則賦予品質純潔崇高的內容。
《孔雀東南飛》劉兄逼嫁
這些具體的人物形象，即充分說明了作者的愛和憎。正由於作者將其分明的愛憎融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所以那些人物形象才能對讀者產生強烈的感染力，而引起感情的共鳴。詩的最後，神話式地寫出松柏梧桐的枝葉交相覆蓋，鴛鴦之相向夜鳴，其意義與梁祝化蝶一致，也表現了作者對堅貞愛情的歌頌和這種愛情必然獲得最後勝利的理想願望以及人民在生活鬥爭中所具有的積極樂觀精神。這也是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在我國古代民歌中鮮明的體現。
《孔雀東南飛》苦命的鴛鴦
但是，這首詩給我們顯示的客觀的社會意義卻更為重大。如詩中所敘寫的，蘭芝是個非常勤勞、能幹、聰明、美麗的女子，何以竟不容於焦母？而焦仲卿儘管對蘭芝有著篤實的愛情，何以竟不能阻抗其母對蘭芝的驅遣？劉兄何以竟不同情其妹的不幸遭遇，而必逼她再嫁？而蘭芝何以竟不能終留母家，在其兄的逼迫下只有一死？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
《孔雀東南飛》
把上述問題聯絡起來仔細考慮，首先使我們感到：封建社會的家長制度似山嶽般壓在青年男女的頭上，他們的命運，完全聽憑家長的裁決，自己是不能過問的。由於有封建家長權力的支援，所以焦母才能那樣專橫地因“懷忿”蘭芝之“無禮節、舉動自專由”而驅遣她。因為蘭芝的這一切作為焦母藉口的，正是焦母的家長權力所不容許的，而蘭芝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優點，都在這一前提下不予考慮了。封建家長權力是以封建的禮制為基礎的，在當時封建社會條件下，焦仲卿不能不遵守封建禮制所規定的上下之分，因而對其母借家長權力所作的決定不能作積極的反抗，只能作消極的哀求，哀求無效，只有看著心愛的妻子走出家門。
越劇《孔雀東南飛》
其次，使我們感到：在封建社會制度下，女子因無獨立的社會地位，就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婦女是作為生產工具（人力的和物力的）看待的，因此，她們便成為權力支配者的所有品，於是蘭芝被焦母驅遣時，便不能不離開焦門；她的哥哥要她再嫁時，她再也不能留住母家，除了馴服地遵從兄命，再無別路可走。在這種處境下，所能由她自己意志決定的行動唯有一死了。
《孔雀東南飛》劉蘭芝被迫改嫁的無奈心情
由此可見，這一愛情悲劇產生的根源，在於封建社會的專橫的家長制度，及對婦女規定的嚴酷無人道的待遇，焦母和劉兄只是這一切罪惡制度的執行者。因此，這一悲劇性的故事內容，即充分揭發了這一切封建制度的重大罪惡。這一首在民間流傳久遠的長篇敘事詩，也正是人民對這種罪惡的社會制度所作的嚴重抗議，是具有積極的反封建的戰鬥精神的。
《孔雀東南飛》
這首詩是具有非常強的感染力的，這種藝術效果，乃是借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獲得的。整個故事，便是一群形象生動的人物活動所組成的圖畫。詩的開始，即為這位女主人公勾畫出一個完整的輪廓，使人感覺到她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優良品質，她多才多藝而又勤勞，可是她命運的陰霾已在籠罩著她，而她不甘屈服的倔強性格，也已在反抗封建權力壓迫的鬥爭中展開了。當然，她的倔強性格，也是她的優良品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具有這樣優美性格品質的女性，是應受到人們的喜愛的，但竟不為焦母所容，這就自然會博得讀者更多的同情。
《孔雀東南飛》劉蘭芝
在詩的整個故事中，蘭芝表現的性格是非常明朗果決的。但隨著情節的發展，往往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她的性格又顯得很委婉沉著。當仲卿受母申斥後向她表明心跡，說“還必相迎取”時，她總結了自己在焦家的生活經歷，斷言再回來是絕不可能了的。她對自己的衣物作了一番處理，並說“於今無會因”，都在顯示她對於自己這種看法之確切無疑。她在要離去焦家前之著意嚴妝，表現得“精妙世無雙”，即在針對焦母之稱羨秦羅敷“可憐體無比”，以她的美麗顯示對於焦母的驕傲。
《孔雀東南飛》
由此可見，在蘭芝的形象中，作為她性格的最主要方面的，乃是對於封建壓迫的不屈服。這一性格，乃是透過她和仲卿、焦母及其母兄相互接觸的語言行動中體現出來。隨著情勢的發展，她的這種性格也表現得愈為明朗堅決。但她有時也想在封建制度網羅中找尋一點可以鑽出的空隙，所以性格也表現得婉曲沉著。但罪惡的封建制度卻始終似天羅地網般緊罩著她，這便決定了她命運的悲劇性質。所以這一藝術形象，使我們對這位善良女性給予無限同情的同時，也給予罪惡的封建制度以深切痛恨。它體現了我國封建社會中廣大婦女的共同命運，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的。
《孔雀東南飛》
詩的語言樸質明朗，接近口語，有的甚至口語化了，都仍是樂府民歌所具有的特色。而本詩語言之最突出的表現，乃是它的個性化。每個人物口中發出的，都是適合其自己身份和處境的語言。就是這種個性化的語言，大有助於每個人物性格的具體鮮明性。另外，對話方式本是民歌中常見的，而在本詩尤其採用得多，詩的大部分都是對話，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情節都是從對話中展開的。上面兩種語言的突出表現，正是由本詩之具有豐富的故事性所規定的，而故事之生動感人，是與這些語言上的特點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