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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軍費開支，雍正中期之前每年在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約2600萬兩。這還只是軍餉開支，未包括製造軍器、火藥、工事、營房、驛站的費用和武官養廉銀。陳鋒《清代軍費研究》估算清朝每年軍費開支佔政府總支出的70%左右。這還是和平時期。戰時軍費支出，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歷次戰爭支出總和在7億兩左右，平均到每年大概是400萬兩。如果只按用兵打仗的年份來均攤，則每年耗銀在1000萬兩到2000萬兩之間。

清代八旗兵總人數，入關時約16萬，乾隆中期約20萬，嘉慶道光時人數最多，約27萬，咸豐同治時又有下降。八旗兵有固定的名額，旗人如能補缺選上兵，才可吃糧當差，否則就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清朝規定八旗不準經商與民爭利），等於是一家數人，食一人之糧餉。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乾隆時曾將一部分京旗孳生人口調往黑龍江，讓其耕地自食。

綠營兵是清初接收明朝降軍整編而成，順治時降清的明軍及農民軍約110萬，其中約80萬被編入綠營（其餘有的編入漢軍八旗，有的就地分防營汛，老弱予以遣散）。此後經過歷次裁兵，綠營兵額逐漸固定為60萬上下，如有戰事再臨時徵募，比如雍正年間西北用兵，就擴招綠營兵11。6萬人，綠營兵額總數超過了70萬。

綠營與八旗不一樣，是募兵制，其俸祿、傷亡撫卹、紅白事例銀等待遇都低於八旗，因此招來的兵員素質較低。清初順治、康熙、雍正朝用兵打仗時，往往令綠營兵在八旗兵之前衝鋒，當作消耗敵人體力火力的炮灰。而且由於綠營是募兵，所以有影占虛冒吃空額的現象。此外在一些省份比如福建，風俗是“強凌弱，眾暴寡”。村民如果不想被兇歹之徒蹂躪，就加入綠營，掛名于軍籍，門口懸掛某營的旗燈，則兇徒不敢滋擾，因為一旦綠營兵丁被人詐害，稟報本官，就可派兵彈壓，緝犯究懲。所以閩浙等地稍有家產的溫飽之家，多喜歡報名加入綠營，為此還要付錢賄賂。然而一旦參軍，就要應承各種差事。這些人家不願出人力，便僱窮人頂充。這進一步導致綠營訓練廢弛，營伍不整，戰鬥力下降。康熙雍正時，綠營兵尚可一用，到乾隆中後期鎮壓白蓮教時，為了彌補綠營的不足，已經開始招募鄉勇。到嘉慶時初年平定白蓮教，大量招募鄉勇，象徵綠營兵制度的全面衰敗。

另外關於綠營兵俸祿待遇低於八旗兵的現象，羅爾綱先生講清代綠營制度時，認為這是清朝統治者民族歧視的關係。實際上八旗旗下人丁除了披甲當兵外，別無營生之途，而受兵額限制，又不可能悉數披甲當兵。而綠營兵的家人可另外經營謀生。此外旗丁在披甲當兵時，所需的甲冑軍械有一部分要自己出資備制，損壞之後要自己維修【比如清代造弓，每張價格在一兩到一兩八錢左右，箭每支造價兩分到八分不等】，而綠營兵丁不用自備兵器，負擔較低。

清朝戰費開支，順治朝十八年的總和在一億兩左右，僅順治十七年的軍費總開支就達3563萬兩（其中常額軍費約1300萬兩，其餘為戰費開支）。康熙時期，雅克薩戰役開支約100萬兩，施琅徵臺灣約400萬兩，鎮壓臺灣朱一貴起義約900萬兩，三藩之亂的總開支在1億兩到1。5億兩之間，三次徵噶爾丹約1000萬兩，徵策妄阿拉布坦約2000萬兩。

清代西北用兵，運糧代價極高，康熙時期每石糧食的運輸成本平均高達30兩銀。雍正攻打準噶爾，山西商人範毓賓前後承運軍糧111萬石，依價領取戶部庫銀2188萬兩。雍正時期準噶爾戰爭的總開支約為5400餘萬兩，運糧費用就佔了四成（這是由晉商承報的運糧費，還不包括官運米石的費用）。

《清史稿·食貨志》統計乾隆時期戰費開支，初次金川之役2000餘萬兩，準回之役3300餘萬兩，緬甸之役900餘萬兩，二次金川之役7000餘萬兩，廓爾喀之役800餘萬兩。嘉慶平定白蓮教，耗銀2億餘兩。道光時兩次回疆之役，戰費2100餘萬兩。此後爆發的太平天國之役，清廷的軍費開支高達2億兩以上，加上平定捻軍等役，總開支接近3億兩。左宗棠西征，奏銷軍費4800餘萬兩。到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還要加上巨大的賠款本息開支，此時的清朝財政已是奄奄一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