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科舉中的失誤，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條流明經進士詔》作了如下的分析：致禮興化，必在得賢。強識博聞，可以從政。且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修行。

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也。詔令指出了選拔賢才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人才的標準“強識博聞”；指出明經科和進士科即古來選拔政治人才的孝廉和秀才，而當時進士卻醉心於講求聲韻的文學，而對古代的典籍和歷史以及現實情況卻稀裡糊塗；明經也成天在那裡死記硬背以應付帖經，而對儒家經典的精神實質，卻不去深究。

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注重根本，恢復古道，通曉經術，修養德行的。以此作為登科的標準，是不可能選拔出賢才的。詔中提出的問題，是切中前段科舉考試的要害的，也是開元后期起科舉出身者不被重用，高階官吏中吏治派官吏佔據優勢的重要原因。

為了糾正這種情況，詔中規定：明經停試經策，改為答時務策三道；進士停試小經，改為是大經十帖。科舉考試科目和內容的這些改變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進士只有文學而無政治見識，明經只會死記硬背而無真才實學的問題。特別是在錄取時並沒有改變以文學和帖誦為主要標準的做法，因此除了使進士要多背一部大經，並使一些文士因不能透過帖經這關而不能及第外，並沒有其他效果。

相反地，由於文學取士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加之當權的吏治派官吏著意把進士科變成文學之科，詩賦在天寶年間反倒成為進士科錄取的主要標準。詔中提出的“博聞強識”的標準雖然在科舉中沒有貫徹，但在官員的任用和提拔上，卻對那些科舉出身者的仕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開元后期到天寶年間，進士和明經等科舉出身計程車人，擔任高階官吏的大為減少。

在李林甫專權的十五年間，先後擔任宰相的李林甫、牛仙客、李適之和陳希烈四人中，無一人由科舉出身。在楊國忠專權的四年裡，宰相中也只有韋見素一人為科舉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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