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記載了孔子與其弟子的一段對話，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可見孔子並不認可以德報怨，而應以公道對待自己怨恨的人。
儘管復仇在現代看來，並不可取。現代的法律，也絕不容許有私下解決仇恨的方式。但古往今來，人們對於復仇者往往都有帶有同情的色彩，常常有以復仇為題材的作品問世。
《公羊傳》中更是明確了對待父母之仇的態度：“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復仇之戰，雖敗猶榮。”可見在先秦時期，人們對於儒家思想的認可，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精神。對於復仇這件事，非但不制止，反而會加以鼓勵、支援，並以此為榮。
隨著封建王朝的建立，復仇思想與王權專制明明顯相悖，人們開始利用法律來控制這個現象。
但即便如此，在中國古代封建制度下的律法，不管哪個朝代，對復仇者往往都不約而同的給予從輕發落。
（一）先秦對於復仇者的默許以及秦漢律法的侷限性
先秦時期，《禮記·曲禮》指出“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明確了子女與殺父仇人不共戴天的關係，復仇已經成為一種責任和義務。
先秦《周禮》還記載，對於復仇還專門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程式，有專人負責調解仇殺之事，只有事先登記復仇事由及仇人姓名，復仇者在實施復仇行為之後，無須承擔責任。
《周禮》：“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直到秦漢時，法律開始禁止私人的復仇行為，殺人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即便如此，由於民間對於復仇的推崇，使得官吏們在執法時不得不對復仇者予以寬容。這顯然與制定的律法直矛盾，但復仇本身的社會複雜性使律法無法有效控制。
復仇並不同於一般的殺人行為，所以即使是在西漢漢高祖時期，已經明確禁止殺人，但並沒有明確表明復仇殺人是否也列在其中，沒有權威的背書，就無法徹底實施。
（二）唐宋時期對待復仇案件的嚴格處理
《唐律疏議》中規定，若祖父母、父母被人毆打，子孫只能解救，過程中可以還擊致害人使其停手，但事後不得報復，否則按律處罰。
《舊唐書·張琇傳》記載，唐玄宗開元十九年，雟州都督張審素被陷害謀反，玄宗派楊汪前去調查，楊汪不分青紅皂白上奏說張審素謀反，張審素即被處斬。幾年之後，張審素年僅13歲的兒子張瑝和11歲的張琇為父報仇，殺了楊汪，轟動洛陽。
此事在朝中也引起了一場爭辯，雖然最後還是依律處死了張瑝、張琇，但在民間議論紛紛，同情者居多。
史料記載：“瑝、琇既死，士庶鹹傷愍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並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即楊汪）家人發之，並作疑冢數處。其為時人所傷如此。”
《宋刑統》踵承《唐律》，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系統的司法程式，如果遇到復仇案件，官員應將案件提交至皇帝親自處理。
《宋刑統》卷23《鬥訟律》:“臣等參詳：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仇者，請令今後具察，奏請敕裁。”
王安石說：“故復仇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可見宋代法律秩序的健全，若是民間私人復仇，以暴制暴，則是對法律秩序的破壞，理當嚴格處理。
（三）明清時期對待復仇案件的從輕發落
到了明清時期，封建王朝對待復仇案件又有了新的規定，對復仇往往從寬處理。
《明律》
：“
復仇，惟祖父被毆條見之，
曰：` 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
，
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
，
杖六十
。
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
，
杖一百。
”
清代與明代的對於復仇者的律法都體現了從輕發落的意思，清咸豐時期對復仇者有關的律文作出了補充和修改：
《大清律例·刑律·父祖被毆》：
“
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後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其兇犯雖經到官擬抵，或於遇赦減等發配後，輒敢潛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孫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擬抵後援例減等，問擬軍流，遇赦釋回，國法已伸，不當為仇。如有子孫敢復仇殺害者，仍照謀故殺本律定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
”
規定了若是兇犯逃離，國家未能對兇犯進行處理，兇犯被被害家屬尋仇殺害，復仇者只被仗責一百。但若國家已對兇犯進行處罰，則禁止家屬再進行復仇。
（四）矛盾的復仇者律法
中國古代對於復仇者的律法，一直沒有嚴格的定論，各朝代都處於兩難的境地。
自古以來，父母親情是中國傳統最重要禮義。即便律法中對“殺人”、“復仇”有明文規定，但由於民間以及官吏對復仇者往往都帶有同情和欽佩的情感，這樣的社會意識導致復仇與法律相互衝突。
也使中國古代在律法上對復仇者的態度，始終遊離在“禮”與“法”之間，未曾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