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經濟學是一門學科，但不一定是一門科學。
經濟學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色諾芬，他寫了《經濟論》，才有了“Economics”，後來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重商主義開始在歐洲盛行，也是從這裡開始，人們第一次正面的肯定了商業和商品經濟。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資產階級中出現了新貴，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論來維護其利益的合法性以及成果的擴大，因此反重商主義的思想興起。
在法國，很典型的就是重農學派的法國人魁奈的《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
至於在工業發達的英國，湧現出了配第、斯密和李嘉圖這樣偉大的思想人物。配第的代表作有《賦稅論》、《政治算術》等，斯密寫了《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李嘉圖的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他們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流派——古典經濟學流派。
往後經濟學大廈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的擴建乃至縫縫補補，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為世人所知。嚴格來說，重農學派也是古典經濟學的分支。
當時代的腳步繼續向前，馬克思的身姿出現在了世人眼前。
他的出現也意味著古典經濟學的決裂，出現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的新古典經濟學流派，以及視為異類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他的反對者稱為“庸俗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區別於古典經濟學，這就不得不提新古典經濟學流派之一的奧地利學派首次引入“效用”的概念。
從此經濟學從研究生產、供給和成本轉向關注消費、需求和效用。
新古典經濟學之後是經濟學系統的一片混戰，經歷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各學派之間相互吸收融合，導致經濟學的分支越來越多，實在是無法一一列舉。
這個過程中，經濟學研究的假定條件趨於多樣化，分析工具趨於數理化，跨學科跨領域的交叉越來越多。
以上一直牛簡略的說了一下經濟學的發展史。
從一直牛認識到的理論和感受到的現實，經濟學發展多年確實已經成為一門學科，但真的不一定就是科學。
因為，經濟學的研究作了太多的假設，它無法剔除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性常識，而常識卻足以改變決策，進而引起“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
經濟學（注意，我一直指的都是當代的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來自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開始在高校慢慢取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但在把西方經濟學引入中國的過程中，我們可能犯了一個很大的過失，把理性人假設這個經濟學大廈的基石過分強調，而漠視了斯密所寫的另一本書《道德情操論》。
這本書先於《國富論》發表，在該書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來闡釋正義、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產生的根源，是一本帶有人文色彩的倫理著作。
而在中國的課堂，教員們往往透過《國富論》機械地傳授“理性”一詞。
他們會這樣念：
理性經濟人假定是經濟學家在做經濟分析時關於人類經濟行為的一個基本假定，意思是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充滿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標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對嗎？也對。
不對嗎？也不對。
多數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們走出校園便不再讀書，他們靠著教員們所講述的“理性”度過了一生，這個理性讓他們在遭受挫敗的時候告訴自己：
我要“理性”，我要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為我自己利益最大化了，“看不見的手”會無形中實現我對社會的奉獻，所以我要多為自己著想，保護好自己就夠了，這個人間，不值得！
可悲哀的是，大部分人一輩子都不理解何為經濟學中的“理性”？教員們所說的這個“理性”，還只是理性本身的一方面，它並不完整。
理性分
價值理性
與
工具理性
。
作為經濟學大廈基石的理性人假設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其核心是對效率的追求，行動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藉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
它也包含兩層意思，手段理性和行使理性。即講述達成目的的有效途徑和對操作精準性的追求。
比如，一個人想要去自律，需要安排自己每天做很多的功課，需要早睡、晨跑、寫作、睡前泡腳等，都是這個工具理性的體現。
誠然，工具理性很重要，但卻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價值理性。所以我認為《道德情操論》是對《國富論》缺失的彌補，它在理性之上添加了價值，注重行為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甚至不計較手段和後果。它關懷人性的世界，從這個視角看世界，是有意義的一個世界。
具體來講，它並不忌諱功利，並不迴避功利目的，但它並不以功利為最高目的，而是肯定功利又超越功利。它並不反對個體的需要，但它並不囿於個體需要，而是謀求個體與整體的和諧、共贏。講求一個目的的合理性。我很想說這和孔子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異曲同工。
同時，價值理性也是一種批判理性，它不是舊有世界的辯護者，它面對真實世界，並努力改變和超越，是一種解構和治療。
基於此，它也是一種構建理性。
它反思，批判現實世界，無非是為了渴望理想世界。它希望建構一個理想的、應然的、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並用實踐把理想世界變成現實世界。
這兩個概念是馬克斯·韋伯提出來的，二者為人的理性不可分割的兩個重要方面。
我深深的建議想要接觸經濟學的人，首先避免一個誤區：
斯密=經濟學家=看不見的手=理性人=自私。
在我看來，斯密在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之前，首先他是一個哲學家，具體來說是倫理學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感覺《道德情操論》不能被我們忽視，現實中卻被拋棄的悲哀。
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構建的經濟關係和準則，是建立在對《道德情操論》的價值評判之上的。
我們學《國富論》的思想，卻忽視《道德情操論》的價值，很顯然會走向迷茫。再加上我們應試的體制，丟失了科舉制中“小學”“大學”“六藝”中的其他部分，完全以知識和技能輸出為主，對經驗的、常識的東西知之甚少。
於是乎，走上社會了“茫上加茫”。若沒有後來的補課，不是在放縱中度過便是在痛苦的迷失中度過。
所以，我真切的希望，那些試圖透過閱讀經濟學的書籍來增加自己對商業社會感知的人，不要在讀完一本書後只記得經濟學教我做一個理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