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雖然是趙匡胤透過兵變建立起來的一個政權，但實際上，宋朝並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新朝。

至少宋朝的社會矛盾，並沒有因為宋朝的建立而得到緩解，反而在宋朝建立後更加嚴重。

因此，宋朝的歷代統治者都不得不想方設法解決這些社會矛盾，這些

統治者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變法

。雖然提出變法的往往是臣子，但實際上，真正在背後推動了變法實行的，永遠是統治者本人。至於提出變法的臣子，不過是一個“執行者”而已。

為避免官員貪汙推行“免行法”結果得罪了整個政府體系內部的同僚

身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

就是這樣一個“執行者”

。對於統治者而言，像王安石這樣的“執行者”，

只不過是自己某些時期某種想法的代言人而已。

當統治者想要實行某種政策，但又擔心這種政策的實施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不想因此而承擔對自己個人聲譽的負面影響時，

通常就會選擇推出這樣一個“執行者”來。

雖然“執行者”執行的，是統治者的想法，或者是統治者贊同且支援的想法，

但只要執行後的結果不如人意，那麼“執行者”瞬間就會變成最大的“背鍋人”，替統治者的想法買單

。

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執行者”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畢竟不管統治者如何想，“執行者”的具體執行方式方法，都有很多種選擇，因此其本人的存在和作用也都是不可忽視的。

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事件中，

王安石本人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雖然王安石能夠實行變法，背後是宋神宗的大力支援，但王安石本人在變法之中的行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關於“王安石變法”，

其實後世的評價大多不大好，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世人對此事的評價也有了許多變化

，但實際上，

大多數時候世人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仍然是比較負面的。

原因也比較簡單：

王安石的變法不僅最終失敗了，而且在實行過程中也沒有得到多少有效的成果

。這場變法行動，勞民傷財，

最後卻又成為了王安石等官員爭權奪利的手段，自然不會得到太高的評價。

王安石變法最終在北宋時期的評價極差，主要原因有兩個：一，

是王安石實行的“免行法”得罪了幾乎所有的官員

；二，

是王安石實行的“青苗法”使得普通百姓對他恨之入骨。

“免行法”，就是允許行戶們用錢代替物資上交中央

。在此之前，北宋京都行政機構所用的各項物資，都是由京都的各個行戶提供的。因為行戶們上交物資的過程有很多政府機構都會經手，

所以不少官員都會從中分一杯羹。

貪腐程度之嚴重

，逼得行戶們不得不準備十倍更多的物資來填補貪腐帶來的這部分虧空。

而用錢代替物資的措施，徹底杜絕了官員們從中貪腐的可能。對官員們而言，王安石變法中的這項舉措，

屬於要斷絕他們的財路，自然也就得罪了朝堂上幾乎所有的官員們。

本來王安石想要推動變法，就需要這些官員們的幫助，但他這樣的舉動

，顯然官員們不僅不會幫助他，反而會從中作梗

。自上而下的變法改革，會遇到來自官員們的阻力，而民間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也不怎麼好。

為增加收入和賑濟農戶推行“青苗法”卻為農戶們帶來了更大的負擔

除了“免行法”外，王安石還推行了“青苗法”。

其實“青苗法”地提出本意，是為了增加一些政府收入和賑濟那些無法維繫生計的農戶，結果卻適得其反。

宋神宗在背後支援王安石變法，有幾個主要的原因，除了緩解社會矛盾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想從這場變法中得到經濟收益。而“青苗法”對應的，正是宋神宗的這一需求

，因此“青苗法”是被執行最為廣泛的變法措施之一。

北宋時期，其實國家領土並不完整，而且因為遼國的強大，北宋還在幾次戰爭中丟掉了不少土地。

宋神宗時期，是北宋拓邊收回部分領土的一個重要時期。

想要收回土地，當然要靠戰爭。

而戰爭最需要的，就是錢。

宋朝商業發達，因此經濟發展一直不錯是真的，但拓邊如此大的一個“工程”，需要的錢財肯定不是一個小數目，

單純靠朝廷以往的積累，肯定是不夠的，而且還可能因此拖垮朝廷的經濟。

因此，宋神宗需要一個能夠提高經濟的改革措施。這個措施可以短時間內效果一般，

但一定要保證戰爭過後，能夠有助於恢復北宋的經濟和幫助社會發展。

從宋神宗的這些作為來看，

這並不是一個特別無能或者特別安於現狀的統治者，他推動變法和改革，當然也不可能只滿足於一些小的成績。

除了得到經濟效益之外，他很可能也

想借此解決部分社會矛盾問題，

尤其是底層農民的生存問題。

“青苗法”的內容，主要幫扶的物件就是北宋底層的農民：

政府以一定的利率，為農民和部分手工業者提供貸款。政府提供的貸款，相比於民間的高額借貸，利率還是非常合理的。

從內容來看，不管是“免行法”還是“青苗法”，都確實是對社會比較有益的改革措施。可惜事情的發展，往往不如人願。

雖然王安石推動變法的本意是為了利國利民，但具體的實施過程卻漸漸跑偏了。

在“青苗法”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

官員們為了自身的政績或從中謀利，威逼利誘讓大量原本不需要貸款的農民也進行貸款，

這不僅極大地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而且還使得中央財政遭到了部分破壞。

原本日子過得還不錯的農民們，此時卻因為一條莫名其妙的法律，就要揹負上本就沒有必要的債務，

自然使得百姓對變法頗有怨言。而在變法過程中衝在最前鋒的王安石，更是成了眾矢之的。

同時得罪了百姓和幾乎所有官員的王安石，自身能力不足以推行新法

就這樣，王安石同時失去了官員和百姓們的支援，這不只是他個人的失敗，更意味著其推動的變法必將失敗，果不其然

，變法最終破產，王安石本人也因此抑鬱而終。

關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很多文人喜歡將原因一股腦地歸到守舊派的頑固上，

實際上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說法。

這些文人如此言論，

主要是出於他們對王安石本人的推崇。

在文學史上，王安石確實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很多文人心中的一座高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完人。大多數堅稱王安石的做法完全正確的人，並沒有真的完全瞭解過整個變法的過程，

他們支援的，只是那個文學成就非常高的王安石而已。

王安石本人的文學成就確實非常高，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行政能力和政治手段也非常高明

。實際上從結果和中間的一些過程來看，王安石本人的行政能力，是非常糟糕的。

很多像王安石這樣的古代高層官員，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雖然有心瞭解民生，但是因為沒有長期的平民生活經驗，同時又在高位待久了，根本不瞭解底層行政，因此針對許多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往往不夠貼合實際，或者實行起來非常困難。

比如“免行法”，雖然以錢代替物資的措施得罪了幾乎整個朝堂的官員，

但官員貪腐的現象仍然沒有得到根治。

部分膽大的官員，會選擇在行戶們拿出上交的錢時就進行貪汙，逼得行戶們不得不再次準備更多的錢補足虧空。

比如“青苗法”，

官員們不僅強逼農戶進行借貸，而且還根據自己的心情隨意地更改利率

。原本中央政府已經規定了利率的數額，但各地的官員，經常會在這個基礎上再規定一個新的數額，中間的“差價”，自然就由這些官員們瓜分了。

另外，

王安石本人非常剛愎自用，而且沒有容人的雅量

。蘇軾只是對變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並沒有對此提出太多的反對意見，王安石的黨羽就製造了“

烏臺詩案

”汙衊蘇軾，對此，王安石雖然沒有直接表態，但從他的態度來看，顯然這是經過其默許的。

圍繞在王安石身邊幫助其進行變法的，都是些奸佞之人，而且熱衷於爭權奪利、見風使舵

，根本不適合與之共事。然而王安石卻大力重用這樣的人，使得以王安石本人為中心的“新黨”，變成了一個接近於“佞黨”的存在。

本人能力不足、識人不清、為人剛愎自用、政治手段低階，這些才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也是內部原因。至於守舊派的頑固，則屬於相對次要的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