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南宋扛住了蒙古的進攻,資本主義萌芽會很快出現嗎?

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先進水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係、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鬆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1、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末期在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商業城市內區域性出現的新的以工場生產和僱傭勞動方式為特徵的生產方式。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南宋時期,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為盛,清乾隆末期基本停滯。

如果南宋扛住了蒙古的進攻,資本主義萌芽會很快出現嗎?

西歐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14世紀的城市地區。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繁榮,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新的工場手工業經營模式。在這種手工工場中,擁有資金、原材料和機器裝置的工廠主僱傭具有自由身份的僱工,為市場需求進行生產,這種現象被學界稱為“資本主義萌芽”。▲如果宋朝資本主義能夠順利發展,中國至少領先世界500年2、資本主義萌芽的定義第一,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它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

如果南宋扛住了蒙古的進攻,資本主義萌芽會很快出現嗎?

在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這就是說,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必須把考察的物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考察的物件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必然性是存在於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唐代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話,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

如果南宋扛住了蒙古的進攻,資本主義萌芽會很快出現嗎?

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係出現。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先進水平。我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係、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鬆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第二,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

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這就是說,我們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是要探討它的歷史作用。任何經濟現象,都是一個過程,不會突然發生,也不會驀地消滅,必有它的繼承性和發展階段性。如果我們瞻前顧後,不滿足於就事論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史,只能從明代後期,或者說從十六世紀寫起。這以前,確也有些個別事例,如徐州利國監的冶鐵,徐一夔《織工對》中的絲織工場,但都後不見來者,不能成為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的起點。我們所考察的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都延續到清代鴉片戰爭前,並有發展,看出明顯的階段性。清代前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也要在鴉片戰爭後有個交代,看出它們的歷史作用。

3、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明清兩代,我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於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後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產品種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總之,這期間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傳統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以單個家庭與小塊土地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無論人力資源還是土地面積都不具備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因此,它無法保證富餘產品的穩定產出,更無力供養具有充分消費能力的民間市場。中國自古是單一制封建君主集權國家,龐大的帝國組織靠直接向全國小農階層抽稅來維持。在那個時代尚無現代經濟理論,國家計稅毫無科學依據,只能簡單向全國平均攤派,不具備宏觀調控功能,對社會經濟並無積極作用。財政稅收又多被用於奢侈揮霍或豢養軍隊,鉅額財富無法回到正常的經濟流通領域,民間經濟即不能從中獲利,私人財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資本自然無從積累。

這便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高利貸:助推歐洲興起卻扼殺了明朝資本主義萌芽明清兩代,儘管在租佃關係和僱傭關係上的封建束縛有了鬆弛,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卻極稀微。據我們看,主要是在某些經濟作物中、在新墾區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僱工經營。力農致富的人家曾不斷湧出,但他們也不斷地轉化為新的地主和舊式富農。這種舊式富農以至佃富農,我看恐怕還不能算是資本主義,或者只是小業主經濟。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和西歐幾乎是同時出現的。然而,它們的命運卻戳然不同。在西歐,資本主義萌芽迅速發展、壯大,強有力地推動著自己的國家衝破封建牢籠,步入近代社會的門檻。

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終究難以衝破自然經濟的藩籬。原因何在?資本主義能在西歐騰飛,得力於重商主義的推行,而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發生髮展的歷史前提。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不斷遭受摧殘,要歸罪於重農抑商政策。重農抑商政策在明清兩代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明清兩代屢次頒佈禁海令,嚴禁人民私自出海貿易。明神宗派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在工礦業發達地區、廣設關卡,處處徵稅。清朝在全國城鎮、交通要道,遍設稅局,徵稅範圍幾乎包括全部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明政府還建立歲辦和採辦制度來盤剝商人。由於從事工商業必須承擔風險,封建地租、高利貸就有更大吸引力。

在明清兩代,那些徽商、晉商發財以後,都廣置田地,開辦當鋪,認為田地是最可靠的產業,放高利貸可以安坐獲益。這就大大阻礙著社會財富向產業資本轉化,困而限制了資本主義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