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入侵利比亞時把伊斯蘭教引入該地區。當前， 98。6%的利比亞居民依然信奉伊斯蘭教，其中絕大部分（約佔96%）為遜尼派。伊斯蘭教是利比亞的國教，其中蘇菲派是對利比亞影響最大的教派。
18～19世紀時，蘇菲派在利比亞農村有許多信徒，在北非抵制法、意殖民者的宗教復興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蘇菲派薩努西教團曾是利比亞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組織，至今依然是利比亞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薩努西運動是以沙漠地區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宗教復興運動，主張將伊斯蘭正統理論與蘇菲主義結合起來，即恢復伊斯蘭教的早期精神，提倡苦行、禁慾、絕對遵循《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教法，號召穆斯林為主聖戰，是伊斯蘭神秘主義的一種形式。
該教義在利比亞最先為昔蘭尼加的貝都因人接受，因此，昔蘭尼加成為薩努西教團的發源地和主要活動區域（當地信教者佔全國穆斯林總數的30%）。薩努西教團在的黎波里塔尼亞和費贊也建有許多“扎維亞”（即傳教據點）。薩努西教團於1842年由阿爾及利亞學者賽義德·穆罕默德·本·阿里·薩努西在昔蘭尼加成立。
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它是被奧斯曼統治者承認的一個最大的自治團體。在義大利殖民統治時代，它又是一支抗擊殖民者的重要力量。利比亞獨立後，薩努西的孫子伊德里斯出任國王，薩努西教團的教義對利比亞王朝時期的統治思想和統治方式起到重要影響。
例如，伊德里斯國王對國家消極統治，對政務超然世外，而專注於研習宗教經典的態度和做法體現出薩努西教團提倡的苦行和對伊斯蘭教經典的嚴格遵循；他在任內屢次請辭國王職位，只想當昔蘭尼加的地方統治者，反映出禁慾思想；他對伊斯蘭教經典及教法的絕對遵循使他對的黎波里塔尼亞有城市背景的民眾心存芥蒂。
可見，伊德里斯國王對利比亞的統治方式深受薩努西教團宗教思想的影響。該思想作為一種宗教思想對於治國理政有很大侷限性，無助於促進民眾的國家統一意識與感知。這種情況下，民眾的國家統一意識難以超越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識。利比亞的獨立是由義大利佔領的殖民地演變而來的，這種在殖民地基礎上獲得獨立而建立起來的年輕國家繼承了一份十分不合理的外部強加的殖民統治政治遺產。
在極不合理的殖民地政治基礎和邊界範圍上建設現代國家，追求國家的統一與穩定，追求國家一體化與民族融合，其間包含無數的困難。利比亞獨立後必須首先在政治發展與國家政權建設領域做出巨大努力，才能形成國家統治能力與管理能力，而這種現代統治能力或管理能力的形成，僅靠簡單的移植某種西方式的現代議會制度、競爭性選舉制度是遠遠不夠的。
這正是利比亞獨立後國家政治發展程序一波三折，歷經種種戰禍、內亂、衝突的深層原因。如何由傳統的部落社會轉變成長為現代國家，是獨立後的利比亞在政治與社會發展程序中的最大挑戰與核心問題，而這一程序一開始就因為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的介入與干預而走上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利比亞的發展模式最初是按照西方殖民者設計的模式建立的，模仿了原殖民宗主國的政治制度，包括政體、選舉制度與政黨制度。但是，這套制度在利比亞的移植與推廣只是西方人的一廂情願，並不適合當時利比亞的現實需要，也缺乏穩定存在的基礎和發揮功能的條件，因此因“水土不服”而“百病生”。
伊德里斯國王消極、不當的統治方式沒能調理好利比亞的“體質”，而是令其雪上加霜。首先，伊德里斯國王沒有為加強整體國家的凝聚力而做出積極的努力。伊德里斯國王性格孤傲冷漠，將擔任國王一職視作被強加的負擔。他對利比亞的統治始終是消極的，很少對國家重大決策發表宣告，也不對國家事務做公開的評論。
他一直居住在昔蘭尼加的郊外，沉溺於宗教與學術性事務的思考之中，躲避政府日常瑣事的壓力。他一般不參與政治衝突，不做明確的表態，也不採取解決措施。他在統治期間並不瞭解利比亞面臨的問題，對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沒有興趣，對日常政務疏於管理。在他執政利比亞的18年間，他曾屢次要求退位，民眾日益感受到他勉為其難的統治者形象。對於本就缺乏國家統一意識的利比亞，消極統治強化了民眾的區域意識和部落意識，國家統一意識進一步被弱化。
其次，伊德里斯偏頗的政策造成嚴重的部落和地區矛盾，導致部落離心。1952年在利比亞獨立後的第一次議會選舉中，政府因擔心贊成集權制的國民議會黨獲勝導致權力核心從東部的昔蘭尼加轉向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亞而操控選舉結果。
雖然政府的意圖得以實現，卻造成了嚴重的選舉危機，在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發生政治暴亂。此後，利比亞政治進一步淪為家族、部落與宗教力量角逐的舞臺。國家權力掌控在昔蘭尼加的地方家族手中，後者壓制和限制其他地區的發展。再次，禁黨制限制了部落間的交往。1952年議會選舉危機後，伊德里斯國王擔心國家再出現類似事件，遂禁止組織黨派和政黨活動。政黨的功能包括：凝聚階級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識，集合和發展階級政治力量，影響和領導社會政治，培養本階級的政治骨幹，影響國際政治和國際事務。
可見，政黨的凝聚和集合功能能夠跨越部落的界限，使民眾不拘泥於部落組織和部落意識，而依據政治意識和階級利益構成新的集合。但伊德里斯國王採取的禁黨制使民眾只能迴歸唯一的部落歸屬。最後，利比亞王朝時期的統治機構設定不利於國家的團結統一。利比亞在獨立之初共設有四個政府：一個聯邦政府和三個省政府。
昔蘭尼加與的黎波里省僱用的公務員人數比聯邦政府還多，聯邦政府與省政府之間以及三個省政府之間的聯絡很少，使得聯邦政府對國家的管控只停留在制度層面，而沒有實際的執行力。三地各自為政，相互間缺乏協調，甚至時而爆發衝突，這從客觀上強化了民眾的地區認同，而弱化了國家統一意識。
1963年，利比亞取消聯邦制，改為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單一制國家，廢除了聯邦政府的省級行政部門，將權力統一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其目的在於推進國家的完全統一，加強凝聚力。利比亞向集權制國家的轉型本應使國家治理的績效大為改觀，但此後國家重要事件的決策權仍掌控在統治家族和由一小部分宮廷隨從人員組成的小集團手中。
政府公務員的挑選與提拔多依賴於出身背景及其與王室的關係，這必然招致的黎波里塔尼亞和費贊地區部落的不滿情緒高漲，部落離心加劇。這一時期內，由於中央政府在國家治理方面的作為並不顯著，在利比亞民眾看來，政權的合法性主要是基於家族地位、財富以及宗教虔誠的象徵意義。
統治者為便於統治將國家行政單元的邊界設定為部落範圍的界限。這種治理體系免於受到來自基層部落的挑戰，但從客觀上加強了民眾的部落意識，不利於國家統一意識的構建。總之，利比亞王朝時期，民眾的部落意識依然重於國家統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