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2年蘇聯建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這七十年既有輝煌，也有坎坷，但蘇聯內部的特權階層腐敗現象始終如附骨之蛆，嚴重阻礙了蘇聯政治程序的正常運轉。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提到蘇聯幹部集團的貪腐現象並非偶然，早在列寧時代就已經凸顯。

一般來說，新政權建立伊始，氣象不說風清氣正，但國內也必有一番勵精圖治。可在列寧時代，蘇俄內部的腐敗問題就已經極為嚴重，他們的行為不比之前的老牌資產階級遜色。諸如公車腐敗、住房腐敗、權錢交易、挪用公款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

當然，最高當局對於貪腐之風也不是沒有采取過相關措施，像列寧就曾對高階幹部的工資作出明確規定，自己也帶頭執行此類規定。但問題是，蘇聯幹部的工資並不是必需品，隨著經濟條件和官員權力的擴大，領導幹部很快就不靠工資生活了。

或許是出於歷史文化方面的差異，歐洲國家在貪腐問題上並不強硬，他們沒有朱元璋近乎殘酷的懲罰措施，也沒有關羽刮骨療毒的勇氣。正因為如此，到了斯大林時代，幹部集團的貪腐之風已愈演愈烈。

斯大林上臺後，蘇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級鮮明的官僚體系，而幹部任命制更是強化了官僚體系的等級結構。由於上級掌握著下級的升遷任免權和所謂的獎懲權力，所以在整個蘇聯時代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官場文化：只對上級負責，對民眾可以不負責。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下級官員對上級領導的溜鬚拍馬、諂媚逢迎現象愈演愈烈，甚至達到了無法收場的地步。

據悉，整個斯大林時代已公然將幹部集團的特權腐敗制度常態化、合法化。為保證集團內部的正常運轉，斯大林賦予官僚階層諸多特權：如宅地權，只要是等級較高的官員，幾乎人手一份別墅，有的甚至擁有多套別墅。

而更為明顯的則是特供權和特教權。蘇聯幹部在生活上擁有諸多特權，特供權就是其一，外面商店裡看不到的奢侈品在內部供應網路裡已不罕見。除此之外，特教權也為幹部集團終身化提供了便利，只要是蘇聯高階官員的子女，他們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就享受著專門教育機構的培養。至於保送入學制度，在蘇聯內部已經成為既定慣例。

1935年，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應邀到蘇聯進行訪問。訪問期間，他拜訪了蘇聯作家高爾基，他驚訝

的

發現就連高爾基也深陷於腐敗制度的安逸圈。據悉，在高爾基的私人別墅裡，僅為高爾基一人服務的侍者就多達四五十人，這讓曾經無比崇敬高爾基的羅曼羅蘭大失所望。

應當說，在蘇聯政治體制的設定下，每一個部門都有其特定的職責。這種固定體制看起來行之有效，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表現出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例如，在官僚體制的刺激下，整個官僚體系就會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這一現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分外突出。

其實，赫魯曉夫上臺後曾對現有官僚體制發起改革，但隨著特權階層和幹部集團的聯合抵制，赫魯曉夫的政治改革旋告失敗，其本人也在政變中黯然下臺。

為維護既得利益，特權階層將勃列日涅夫送上了龍椅。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也為這些幹部集團創造了極好的貪腐環境。他不僅恢復了赫魯曉夫時期廢止的官員特權，還在諸多特權前面加上了一個“幹部終身制”，這事實上也讓勃列日涅夫坐穩了政治寶座。

據資料記載，勃列日涅夫本人終衝在腐敗的最前沿。他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將分化政治派別手段運用得極為老道。在其任期內，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出現了所謂的“官僚氏族集團”，而這其中，以勃列日涅夫女婿丘爾巴諾夫建立的官僚集團最為龐大。他們不僅掌控了蘇聯內務部門，甚至還捲入了諸多骯髒勾當，像名噪一時的“駙馬案”就是明證。

蘇聯官僚隊伍中盛行的奢靡之風、享樂主義，可以說是蘇聯幹部腐敗的溫床。而特權階層的產生更是將蘇聯推入瞭解體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