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歷史時期。士人們有的注重平淡安穩，有的努力追求功名，但無論哪種士人，都被這個時代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一、南北士族矛盾的表現
（一）、南方士族討厭落難的北方士族
西晉政治是一種“門戶政治”。在“九品官人”法的優待下，北方士族一個個趾高氣揚。但“八王之亂”一爆發，晉廷“政亂朝危”，中原的官吏、士族便只能見機行事，謀求生存。
而以“胡人”為主體的取晉代漢的“永嘉之亂”，進一步加深了中原官吏、士族“家破人亡”的厄運。
戰亂中，僥倖留存下來的官吏、士族，為了苟全性命，保住“門戶”，紛紛逃亡。一部分去了遼東（如劉胤等），一部分奔向荊州（如方回等）、江夏（如王尼等），而更多的則是來到了風景秀麗、社會安定的江東地區。他們或隻身前往，或兄弟並肩，或父子相伴，或舉族而遷，紛紛從北方來到江東，
他們中有皇室的後裔（司馬承、司馬祐、司馬羕、司馬宗），有根深
蒂固的北方老牌世族如太原王氏、琅邪王氏等，江東（又稱江左）成了北方士族、官吏的避難所。
對於北方士族的“落難”，江東士族並不同情。對他們來到江東“避難”則是“冷眼”相待。永嘉元年（307年）九月，作為司馬皇室及北方士族的忠實代表，司馬睿偕王導南渡建鄴時，江東士族異常“冷淡”。
（二）、北方士族受歧視的原因
江東士族的這種“傲慢”態度，其實是對長期以來北方士族冷落、歧視江東士族的一種報復。北方人對南方人的輕視，由來已久。西晉時，在北方士族、官吏眼裡，“吳人趑睢，屢作妖寇”，“吳人輕銳，難安易動”，對江東地區倍加防範。
與此同時，對江東士族冷眼相待，極盡蔑視。平吳之初，在封孫皓為“歸命侯”時，雖許諾“吳人舊望，隨才擢敘”但並未付諸行動。在北方士族眼裡，江東地區是戰敗之地，不屑一顧。
晉武帝太康年間，原孫吳左將軍、錄尚書事華融的孫子華譚，因才學橫溢，名冠東土之首，被舉秀才，來到京師洛陽，卻遭到北方士族的譏諷與冷落。
因此，在西晉的仕途上，江東士族始終處於“無援於朝，久不進序”的劣勢地位。晉廷及北方士族長期以來對江東士族的冷落、歧視，使江東士族對北方士族、官吏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因此，當“洛京傾覆”，“落難”的北方士族、官吏逃奔江東時，江東士族便是“傲慢”相待了
二、南北方士族交遊的心態矛盾
（一）、文學心態的矛盾
首先我們要知道，西晉是一個“政失準的、士無特操”的時代。司馬昭殺高貴鄉公，奪曹氏天下，對於魏晉士人的心理影響非常大。馬良環先生說過：“生活在西晉時期的文人，他們在是非標準上、在人生準則上，沒有一個清楚的框架，沒有明晰的內容。他們在人格的缺失方面特別的嚴重。”
這是知識分子人格缺失最嚴重的時代。陸機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之中，思想上和自己原先受到的儒家教育發生衝突，陸機希望在西晉政壇中謀得較好的發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殘酷的現實讓他很難處理好思想衝突下的焦慮和痛苦，再加上他亡國之餘的自卑感，仕途更是坎坷而險惡。
然而，陸機作為北渡士族的領袖，有一種責任感和不畏艱難的精神在支撐著他，他要發揮自己的優勢，透過文化交遊來獲取晉身的途徑。和北渡士族相比，兩晉之際的南渡士族在思想行為上則顯示了變通的一面。
這是南渡士族儒學傳統的一面，再者，在西晉玄風大暢的社會背景下，他們往往“濡染玄風，以儒玄為裝飾品，儼如名士，這是門閥保持其特殊社會地位的必要條件。”他們適應了統治思想的變化，從而很快就能立足江東，寄情山水之間，而這是北渡士族所欠缺的。
（二）、政治心態的矛盾
我們知道，六朝時期的江東地區偏安東南一隅，實行文化封閉政策，保持著自身的漢末以降的儒學傳統。江東各大高門世族也是把各自
的文化傳統保持下來併發揚光大，陸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
陸機本人自幼受家傳儒學的影響，內心有著強烈的事功心理，而另一方面，作為亡國之餘的他，北渡到洛陽出仕，自然會有一種政治上的自卑感。為了實現他克振家聲的目的，他要與世斡旋，不斷地與西晉政治上層進行交遊互動。
不只是陸機、陸雲兄弟抱有如此的心態，其他的北渡士族為了能夠在北方立足，也是或多或少的與時委蛇。
西晉統一之後，北渡士族俯首入洛，希望在新的政權體系中謀得一席之地。但事實是，他們在北人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政權體系中常被稱為“亡國之餘”，受到北人的公然蔑視甚至侮辱：
自西晉末年的永嘉亂後，北方士族陸續南渡長江來到江東，以期在江東安身立命。這些兩晉之際渡江而南的北方士族稱之為“南渡士族”。我們知道，江東在西晉時期是被武力征服過的，那些南士都是北方士族眼中的“亡國之餘”。
這樣，南士不免會有政治上的自卑感，北方士族南渡到江東後，雖然是被逼南下，屬於“亡官失守之士”，一些南渡士人表現出對家鄉的懷念和對前途渺茫的失望情緒，可是經過王導的開導，這些南渡士人逐漸從亡官失守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開始在江東求田問舍，逐漸立足江東。
這是和北渡士族的不同之處，北渡士族往往長期沉浸在“亡國之餘”的陰影中，有著強烈的政治自卑感。這是北渡士族永遠的心理陰影，揮之不去，也成為他們在西晉政治交遊中的弱點。
這種身份的自我貶抑雖說有一定的自謙意味，可是更多的是流露出內心強烈的政治自卑感。一方面，陸機等人不得不因為出仕敵國而卑躬屈膝；另一方面，自身又有著強烈的自尊心，這樣就給他們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人格發生扭曲，造成人格上的缺失。
西晉有一個所謂“二十四友”，是以賈謐為中心的一批文化人，這些文化人的人格就很是缺失。賈謐是賈充的外孫，當時位高權重，風流調，所以這些文化人就聚集在他的身邊，包括像石崇、潘岳、陸機、陸雲這些人都是其中的人物，為了討得賈謐的歡心，看到賈謐的車子經過，竟然就跪在車子後面望塵而拜。這是知識分子人格缺失最嚴重的時代。
三、南北士族遷移的意義
（一）、對士族自身的發展
對比兩晉之際南渡士族在江東的生存狀態，發現北渡士族自身存在的一些弱點和不足，即政治上的亡國之餘身份、思想文化上烙守儒家價值原則等。
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渡士族在西晉艱難的生存狀態。雖然這些北渡士族自身存在一些弱點和不足，但是他們仍然為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態而不懈努力著，積極交遊，擴大自己的交際圈，以期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
這些北渡士族的交遊在西晉社會和後來的東晉南朝是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歷史影響的。
（二）、對南北方社會的影響
在陸機的交遊過程中，陸機等北渡士族不自覺的擔當了南北文化交流使者，實現了南北文化的碰撞和交流，這對我國文化重心的南移起到了明顯的促成作用。
大體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的文化重心南移，經歷了兩個階段：曹魏西晉是醞釀階段，東晉南朝是實現階段。在醞釀階段，尤其是西晉時期，北渡士族透過自身的文化活動，為此後文化重心的南移作了必要的準備工作。
其次，江東世家大族的重要文化人物，在西晉時與中原文化發生接觸，這就為此後中原文化的移植南方減少了障礙。因為，自三國分立之後，江東地區與中原在文化上的交流不多，然而在魏晉之際，中原興起了以玄學為主流的新學風。
這種新學風，與當時江東盛行的兩漢學風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江東的文化人物群對中原新學風毫無接觸和認識，那麼，以後中原文化要植根江東發展，就很有可能遇到困難。
我們知道，孫吳滅亡後，陸機等南士相繼來到中原文化中心，洛陽。他們在那裡與北方著名的文化人物進行了廣泛的交遊，從而對中原的新學風有了一定的瞭解。其中陸機、陸雲、紀瞻等，還開始學習玄學。“於是南北之間的文化隔膜被打破，開始了南北文化交流。
後來，這些北渡士族出於保身的考慮，陸續歸吳，因此也把中原文化帶到了江東，就為以後中原文化的南移減少了障礙。”
因此，我們可以說，以陸機為代表的北渡士族群體透過在北方的政治行為和文化行為，不自覺的傳播了江東文化。同時，對中原文化，包括玄學，有了更多的瞭解，他們成了第一批文化交流使者，促進了南北的文化交流，為東晉在江東的立國打下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
結語
與兩晉之際的南渡士族相比，北渡士族存在著政治上的劣勢，即政治上的亡國之餘身份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自卑感；其次是陸機的文化交遊。
由於陸機受到西晉玄風的影響，思想發生了變化，與兩晉之際的“王、謝”兩大家族相比，北渡士族存在思想文化上的劣勢，即悟守儒家價值原則。
以陸機為代表的“北渡士族”雖然存在著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弱點，但是陸機等人的交遊還是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歷史影響：一方面，透過陸機等人的努力，“北渡士族群體”作為一股新鮮血液注入西晉政權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晉統治政策的變化。
另一方面，以陸機為代表的“北渡士族”透過在北方的政治行為和文化行為，不自覺的傳播了江東文化，促進了南北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