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巴黎沙龍畫展在5月份一個美麗的早晨開幕了。展品擺滿了工業宮31個大展室，讓穿得齊整光鮮的前來參加畫展的人群興奮不已。在巴黎的美國畫家數量很多，他們把參加沙龍畫展看作是事業成功的重要部分。因此，他們的數量在參展畫家中佔第二位，僅次於法國畫家。對於薩金特來說，這是他連續第六年參加沙龍畫展了，每一次都給他帶來更多的歡呼。每面牆上都掛滿了畫。阿梅莉·戈特羅的畫像的位置很理想，掛在了31號廳，正是眼睛的高度。開門還不到一小時，它就成了討論的話題。薩金特的朋友拉爾夫·科提斯第二天寫給父母的信中，詳細記錄了他所見到的這件事情的始末，及其對薩金特的影響。對作為藝術家的薩金特來說，這次畫展是生日還是葬禮，科提斯也說不清楚。

沿香榭麗舍大道前行，栗子樹鮮花盛開，“全巴黎的人”都出來了。身著漂亮服裝的人比劃著，笑著慢慢走向了“藝術中的藝術”畫展。15分鐘之內我就見到了無數的熟人和陌生人都在說：“戈特羅的畫像在哪裡？”“快去看看。科提斯這天前的晚上見過薩金特。他寫道：“他很擔心很緊張，不過昨天所見到的情況遠遠要大於他擔心的程度。整天都有人在畫像前大驚小怪。”幾分鐘之後，我發現他躲在了門後，避免見到那些面色沉重的朋友們。他帶我沿走廊去看這幅畫，我對顏色有些失望，她看上去顏色有些陳腐。所有人都在嘲笑：“這就是‘美人’呀！”“太可怕了！”後來一個畫家驚歎道：“風格完美、大膽！”“多好的畫呀！”在一個裸體作品都很常見的畫展中，穿著黑色晚禮服的戈特羅夫人被認為是淫穢色情的。

“全巴黎”所不能接受的是公然自我的不得體風格——濃重的粉底，奇怪、傲慢的姿勢，低領服裝。法國有社會地位的婦女是不會這樣庸俗地打扮的。“整個上午都是玩笑、嘲諷和激烈的爭論。”科提斯在信中繼續寫道，“可憐的約翰滿是傷感。”這種亂七八糟的談笑持續了一天。到了傍晚，對於這幅畫的意見有了轉變，有行家說：“驚人之作！”“我和他回了家，”科提斯繼續說，“待在他那裡。後來他去看波伊特一家了。”戈特羅夫人和她母親來到了工作室，“以淚洗面”。科提斯“一直待到她們走”。但等薩金特回來後，艾夫諾夫人又回來了，“大鬧了一場”。她說：“全巴黎都在嘲笑我的女兒。”如果畫還繼續展出的話，她就會“羞憤而死”。薩金特顯然是在推託，告訴她，他也沒辦法，要撤下畫來是不符合沙龍畫展的規矩的，而且他是按照阿梅莉真實的穿著畫的。

“為他的事業辯護，使得薩金特感覺好了一點兒。”科提斯寫道，“我們昨晚一直談到了1點鐘。我感覺他從未受過如此打擊。”評論基本分為三類：有人反對戈特羅夫人的袒胸露背；有人討厭她面板的顏色；有人看到了畫法的“現代性”，為薩金特的勇氣叫好。《紐約時報》否定了這幅畫，說是遠低於薩金特平常水準的“漫畫”，“人物的姿勢很怪，發藍的色彩糟透了”。倫敦的《泰晤士報》只說這幅畫“很有意思”。法國的批評家路易·德·富爾科在《美術報》上寫文章說，這是刻畫人物的經典之作。他寫道，應當記住，在“這種人身上，一切都和自我崇拜有關，而且俘獲她周圍男人的慾望強烈”。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透過手段獲取讓人難以置信的技巧來塑造自己和展示自己，並收穫虛榮……

薩金特在巴黎已經生活和工作了整10年。在這期間，他得到的只有欽佩和讚譽，從未見到過否定的評論和溫和的批評，更別說公開的嘲諷了。他畫的戈特羅夫人實際上是經典作品，並在後來得到了認可。他對此耿耿於懷，把畫改名為《某夫人》，把從肩上滑落的吊帶重新描繪，讓其恢復到恰當的位置。幾年之後，薩金特將這幅油畫以1000美元的價格賣給大都會博物館時，說這也許是他做過的最好的一件事。他和阿梅莉·戈特羅再無接觸，即使後來她改變了對畫的看法，並表達了自己以此為榮的態度。儘管薩金特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並對所發生的事情很生氣，但對自己的能力和雄心並沒有懷疑，繼續作畫。他覺得自己該換換環境了，便按照原來就想過的計劃去了倫敦。他1884年5月離開巴黎，一直到12月才又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