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七普”資料表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我們預想的更快。考慮到1962-1975年我國所經歷的人口出生高峰，在2022—2035年期間，我國老齡化速度將會面臨更快的增長。

積極應對老齡化不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世界各國對於應對老齡化已經具有大量的戰略指引和政策工具，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已經在聯合國層面上得到提倡，另外的一些應對老齡化的基本戰略框架還包括和諧老齡化、成功老齡化、生產性老齡化等。相關的政策工具包括延遲退休和實施彈性退休制度，加強社會保障，完善養老服務體系，推動老年友好城市的規劃建設等，這些都得到廣泛探索和應用實踐。

在積極應對老齡化的過程中，

生產性老齡化

（Productive Aging）的指導戰略尤其值得強調。這個概念在1980年代中期由美國學者Butler等提出，雖然目前並沒有進入政府積極應對老齡化的工作話語，但是筆者認為，其思想原則已經得到較為普遍的應用。發展生產性老齡化是積極應對老齡化的治本出路。

生產性老齡化的經典含義是充分發揮老年人口的作用，使其能夠對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家庭和社群做出更大貢獻。

充分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將會有利於經濟就業和社會發展，這是容易理解的。實際上，不少研究表明，即便發揮老年人口對家庭生活的作用，對社會經濟發展也是有益的。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強調鼓勵老年人口更多地從事家庭勞務，卻未必是一個正確的推論。還是需要發展出健全的針對家庭生活的社會服務系統，才能解放家庭事務中的勞動力，包括解放家庭中老年人口，加強其經濟社會參與，從而更好地發揮老年人力資源的作用。

基於我國的具體國情，發展生產性老齡化對積極應對老齡化而言尤其值得提倡。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第一個特點是超大規模老齡社會，2020年，我國有2。64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預計在2050年有4—4。5億的老年人口。我國很快將不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在整個二十一世紀，我國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超大規模老齡社會意味著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是必須的，而且是具有優勢的。老齡化發展的第二個方面，是老年人口的預期壽命延長，這也意味著老年人口生命期中能夠用於社會經濟貢獻的“人力資源期”延長了。第三，“七普”資料也表明，當前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中，年輕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在提高，說明老年人口中的有效人力資源數量和比重也在提高了。第四，我國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在提高，這說明老年人力資源相對於過去能夠對社會經濟生活作出更大貢獻。

因此，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反映出快速的老齡化發展對經濟社會制度建設帶來的需求和壓力，也同時說明，在老齡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也蘊含著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的巨大潛力，這是積極應對老齡化重要的積極因素。

發展生產性老齡化的另一個側面是要重視老齡社會的生產性。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表現出我國勞動適齡人口總量和比重都在下降，因此，基於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生產性的進步，我們完全有可能不在老齡化過程中增加社會的壓力，而且可以在日益加深的老齡化社會創造出相對更高的財富，實現整個社會的繁榮進步和所有成員生活福利的改善。在人口結構不斷變老中的生產率進步，是積極應對老齡化根本對策。

發展生產性老齡化也需要有一種生命週期的視角。

充分發揮老年人力資源的作用，以及提高整個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要求在人口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進行不斷的投資。由此，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支援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和成功老齡化，並支援實現良好的生產性老齡化，從而形成積極應對老齡化的不竭動力。

透過發展生產性老齡化來積極應對老齡化，其基本的啟示在於，

我們對迅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仍然可以具有相當的樂觀態度。

而且，積極應對老齡化在這個意義上看，主要並不是“分配的問題”，即不僅僅是社會保障、養老服務、生活照料的問題；積極應對老齡化歸根到底是“生產的問題”，即需要透過提高社會整體的勞動生產率，發揮老年人力資源的作用，以及基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在生命週期的不同環節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和生產能力。在生產性的角度上推動落實積極應對老齡化，在這個過程中，雖然隨著人口結構變動，傳統的人口紅利在逐步減弱，但我們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發展仍然可以充滿樂觀和信心。

作者：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任 遠

整理：安徽老齡愛心護理工程研究發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