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國際市場的資源配置過程中，同時存在兩大類資源配置手段，一類是價格，另一類是權力
。面對這種現實，我們認為：中國的策略應當是“知其白，守其黑”，即用現實主義的手段確保自己的安全與利益，並用理想主義的胸懷去努力推動全球市場體系更加開放和自由。第三個問題是資源能源同金融與貨幣問題的關係。
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一個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活躍的大宗商品期貨市場，那麼該國在爭奪相關商品的全球性定價權時便獲得了不可小視的技術性便利
。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低法治程度，限制了商品期貨市場的效率與功能。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在前文已經談到的那樣，人民幣爭奪全球主流地位的過程中，也許有必要採取“先掛鉤，後脫鉤”的政策，掛鉤的物件則是我們掌握或者部分掌握定價權的若干類商品，其中能源和原材料是重點。
而一旦將貨幣和儲備等金融手段同原料和能源相聯絡起來，那麼其價格形成機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將會大不相同。糧食作為重要戰略資源的政治經濟特性，之所以將糧食放在其他原材料之前討論，是因為它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有不同於其他商品的重要特性，因而堪稱最具戰略色彩的物資。
在經濟學上，我們都知道糧食作為一種商品，它的價格彈性特別小。
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再小的供給缺口都會導致糧食價格迅速翻倍，再小的供給過剩都會導致價格暴跌。
這種特性一方面源於人們對糧食需求的剛性，因為每個人每天都必須吃足夠的糧食或者從糧食中生產出來的食品；另一方面它也同糧食生產的季節性特徵有關：只有到了季節才能生產，而它的儲存又受到庫容、保質期和儲存成本的限制。
需求的剛性和生產的週期性是糧食價格供給彈性小於其他商品的主要原因。
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在政治上，糧食供應充足是社會秩序穩定和國家政權鞏固的基本前提。在這個意義上，糧食的戰略意義甚至比石油更重要。
在春秋戰國時期，甚至還有直接以糧食供需為戰略手段，兵不血刃地拿下鄰國的案例
。春秋時期著名戰略家管仲為使齊國“和平”崛起，曾人為操縱絲織品、麋鹿和狐皮等商品的價格，引誘周邊諸侯國農民放棄糧食生產轉而從事上述副業，然後待時機成熟後突然製造區域性糧食危機和經濟危機，迫使對手投降歸順。這便是歷史上“服帛降魯”、“買鹿制楚”和“狐皮得代”等典故的來歷。
在此後的兩千多年曆史上，糧食問題曾多次被作為不同政權間殊死博弈的戰略槓桿。比如元末朱元璋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方針，糧食積累被作為其統一戰爭中的大戰略的重要內容。
而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糧食也被反覆地作為戰略槓桿來使用，尤其以美國對外政策為甚
。美國曾用糧食援助交換許多小國的“友誼”，也以糧食制裁和禁運為手段對印度和前蘇聯等國施壓。
從短期的財務收益來看外圍國家似乎是佔了便宜：美國財政提供的農業補貼導致這些國家進口的美國農產品價格便宜，而自己出口到美國的經濟作物可以賣得比糧食價格高。
套用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國家間分工帶來雙方各自福利的增長，常態下這的確沒有問題，但問題恰恰出在“非常態”的時候。
比如，2007~2008年，由於西方國家把糧食大量用於提純乙醇燃料而導致全球糧食供應出現缺口，加上全球流動性氾濫背景下國際熱錢大炒農產品期貨，全球糧油價格暴漲，一些放棄了本土糧食生產轉而生產專業經濟作物的國家深受其害。
據國際糧農組織的資料，到2008年上半年全球至少36個國家都面臨糧食危機。其中情況最嚴重的是海地，這個加勒比海小國迅速陷入嚴重的食物緊缺，貧民區人口不得不靠一種稱為“特雷”的黃泥餅充飢，許多人在抗議糧價的暴動中死傷，甚至有人因為營養不良而餓斃。
在混亂和動盪中，海地總理下臺，成為此輪糧食價格上漲過程中下臺的第一位政治領導人。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是重災區，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獅子山的大米價格狂漲了300%，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喀麥隆等國的米價也上漲了一倍。
在索馬利亞的拜多阿地區，高粱和大米價格在二三月間翻了一番，大量進口的食用油、麵粉、糖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都一路狂飆。所以，不誇張地講，當年管仲所用的戰略模式，今天正在體系中央大國和外圍小國之間悄悄重演。2007~2008年的全球糧食危機向世人顯示出一國糧食對外依賴後的問題所在。糧食和經濟作物在可替代性和政治敏感性上是大不相同的。
香蕉價格貴了，消費者可以不買，但是糧食價格再貴，人們還是得吃。
香蕉供應不足不會有任何社會政治問題，但是一旦糧食供應不足，那麼國家和社會的基本秩序立刻就亂了。
所以表面上看，一國同美國之間形成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之間的分工與貿易關係後，雙方是相互依賴。
但是由於兩類商品的可替代性和政治社會屬性大不相同，所以兩國間的相互依賴是極不對稱的，由此而衍生的權力關係是單向的。一國依賴美國的糧食供給之後，它的糧食命脈就已經被人掌握在手，其政治命運其實也就受制於人。
中國人是世界上食譜最寬的民族之一，所有禽畜、昆蟲和爬行動物，都可以成為中國人餐桌上的美食。這種現象既是中國飲食文化長期發展的成果，也是這個民族歷史上所受苦難的遺蹟和明證：
正是由於反覆的戰亂和災荒迫使先人們飢不擇食，食譜才因此而拓寬。
中國人幾乎什麼都吃，恰恰說明中國人曾經所受糧食匱乏磨難之深、之廣、之頻。最近的大規模糧荒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今天50歲以上的人對此仍有很清晰的記憶，而且遺留的影響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
那麼在21世紀初的今天，中國的糧食安全處於何種狀態？
從供求數量上看，目前中國糧食是自給有餘，基本平衡
；而從總體戰略態勢來看，中國今天是在勉強防守，前景堪憂。中國目前有13億人口，每年消耗糧食約1萬億斤（5億噸），合人均770斤左右。全國的耕地面積18億畝，以目前的技術條件和投入規模，生產的糧食恰好也是1萬億斤（5億噸）這個數。1998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曾經創下5。12億噸的紀錄，此後連續5年下降，2003年已經跌至4。31億噸。這個過程與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顯然有著直接關係。
2004年以來中國糧食連續5年增產，恢復到5億噸左右的水平。
這種增產如何實現的？
主要依靠兩大手段：一是政府加大對糧農的補貼以刺激糧食生產；二是大量削減那些耗
地
多、產量少的農作物的生產，比如大豆。近年中國政府在財政中列支的對種糧農民的各種補助金額，顯示出透過工業化富起來的中國政府終於可以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用工業反哺農業。
而由於同樣播種面積的大豆產量通常是麥子和玉米等糧食作物的1/3，透過所謂的品種調劑，擴大大豆進口量，減少本土大豆種植，將相應的耕地改種糧食作物，也導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得以大幅提升。
除了這兩種手段之外，農業技術的進步，尤其是良種技術的貢獻也是不可忽略的，但就過去數年間的糧食產量變化而言，這不是主要因素。
這樣的增產模式說明了什麼問題？
顯然，靠補貼和換品種來實現的增產是代價不菲而且可持續性比較低的，由此而構造的中國糧食安全是比較脆弱的。目前這種平衡能夠勉強維持，是因為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比較寬裕，而且仍有不少種植非糧作物的耕地可以透過政策槓桿和價格槓桿調劑為糧用耕地。
結語
那麼在上述兩個手段的潛能挖完之後，未來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增加產量？專家們列出的思路包括：鼓勵國人食用更加高產的土豆；要求國人厲行節約糧食；對全國農村的村莊進行改造以從多佔的宅基地中釋放出耕地來……
概括起來就是：內部深度挖潛，等待人口總量下降。